小时候曾立过何宏图大志，如今已记忆模糊了。只记得我所生活的城市里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夏日里海水倒灌，饮用水咸的要命，往里放糖、茶叶也无济于事，好喝的淡水要到远郊背，大大小小的塑料桶挂满自行车。冬天贮存大白菜，一趟趟地往家里扛。可我也没觉得生活得难熬。时间过的飘飘的，没有什么期待。倒是上学的路上有着我感兴趣的事情要做。那是一条需花费半小时走完的路。路两旁有不少废弃的工厂铁门紧锁，我用粉笔画满图画，是有文字脚本且连续性的画面。同学们一路走来，左顾右盼，嬉笑怒骂忘掉路途劳累。渐渐地有人来命题，有人加旁白注解，甚至发展到对仇视的人进行人身攻击，因此时有混战发生。事端是由我引起，所以，一有“运动”需画漫画就把我招来。我荣幸地经历了批林批孔运动，评水滸运动，粉碎四人帮运动等重大事件,并在运动中得到了千锤百炼，以至没有运动,就失去了我职业画家的意义。如今我的职业是教师，教的仍然是画画，这是我最称心如意的事情，但我已经不习惯在铁门上画了，我们师生对于绘画的态度都很端正，绘画材料都在美术用品商店里选，没人想到也不屑于往铁门上画。
比较而言，回忆是奢侈的。比如，当你饿的发昏时，眼睛看的仅仅是餐桌和碗这般距离，看不到更远，更谈不上当年和未来。现在能拿当年说事情的人已经很多。我小时候虽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可圈可点的也不多见，唯独一个，就是闲在。闲得没功课做、闲得无处惹事生非，这才闲得随便找地方乱涂乱画。如今这座城市比以前不知要整洁多少，一口痰也值了钱，乱涂乱画早被视为不文明行为加以约束,因此就断了涂鸦艺术家的成才之路。但是，能把涂鸦直接搬入现代美术馆的墙上这样的渠道也不够畅通。只有成为大艺术家之后才能乱涂乱画。此时，生锈的铁门也难以找见了。与当年我那帮游手好闲的哥们儿的学习环境相比，现在可以说是一派学习的好景象。学习为了一切，一切为了学习。每个画童都有一个坚定而团结的后援，这是当年不可想象的。一方面有种假模假样的石膏像供人临摹，有大量的纸、笔侍侯，比起废弃的铁门和粉笔更得心应手。一方面有学术权威、学科带头人和自由艺术家们在前方纷纷展示前程，我们已然什么都不缺了。什么都不缺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理想和奢侈成为现实带来缺憾了吗？当纸、笔不再是奢侈品而唾手可得的时候，会猛然想起那几扇铁门和那帮儿喜欢接下茬的观众。实际上，我们口口声声要寻找某种感觉，却又每天拔腿绕开，因为那种感觉只有闲得无聊时才与我们相见，对于现代人的现代生活，那才是一种奢侈。
最早发觉我整天忙于“闲”的是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告诫我：懒、馋、占、贪、变五恶之初就与休闲有关，一直到最后发生质变。老爸始料不及,假如我的生活也可称作艺术人生的话，“闲”确是最初的构建，好在后几个恶习，我虽已靠近边缘，但都擦肩而过。我是怎样重塑自我的呢？当年以闲在自居，不小心踏入所谓闲在的行业，如今却以恶补的方式把生活填了个结实。当年享乐思想作怪，追求休闲的我却一步步地走入劳累，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了我这种血型的人就是不懈地追求完美，那怕搓一块抹布如果不彻底也难以入眠。
我对生活和艺术态度严肃认真由来已久。这不仅是表现在曾有过的抉择和不肯平常的努力。而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我对于兴趣取向的纵容和夸大，以及一个追求一本正经到惧怕一本正经、厌恶一本正经的全部过程。他反映了我在中专时期，对于工艺美术专业的吞咽吃力，消化不良；在工厂对于生存状态的忧虑和对于改变环境的渴望；大学期间，对于连环画专业日渐商业化以及技术烂熟的厌倦；直至研究生时期，对于中国画中远离生活真实、一成不变的套路样式的不屑一顾。由此可见，严肃认真就会出现反差、事与愿违地贯穿在每个阶段性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巴望着如鱼得水，运转自如，倒是身体不适、水土不服。这就注定了我的身体是一个主观上积极适应但又自然排斥的矛盾混合体。心理和生理的作用，不知哪个方面何时、何地占上风。我的心情无法稳定，无法脚踏实地的依附于现实中的井然有序，可我的骨子里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这就让我在迷信和自信里、幸福和疼痛中苦苦挣扎。
我的身体已今不如昔，这是我不情愿又无奈之下想要说的。种种迹象表现出成熟伴随着衰老一起悄然开始。许多曾经有过的发问，许多来不及做的事情，都由那些积极向上的人们想着、做着。我已经能够静观舞者、按捺激情、脚下轻轻合着音乐节拍，心安理得地看着年轻人快乐成长。成熟和激动，交错出现在我这不老不小的躯体上。我已然放弃了不少当年的誓言，再不肯异乎寻常。
我所成长的年代，是一个誓言不绝与耳、豪言壮语响彻大地的时代，艺术大师本该层出不穷，但就是被占卜者一口咬定不会有大师产生，让人虽将信将疑，但阴影笼罩，以至大大消弱了我成为什么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成为大师的渴望。用今天已经成熟的心态来看，这也纯属正常：大师不是自立自为，而需别人承认。几十年证明，没有谁有空闲和兴趣承认别人，因此没有大师。没有大师的艺术世界，本该是盲目的世界，但是艺术还是向前发展着，所以我不觉悲哀。这种满意的推想和答案无疑对我后来的身心起了两个作用，一是免除了无果而终的劳苦，再有就是使我变得更加平常。
实际上，我的平常心一直在经受考验。二十年前，中专毕业，面临分配，留给我的有两个出路：洗衣机厂和大头针厂。在十字街头，我迅速思索做出判断：无论从体积、造型和技术含量相比，我都毅然选择了前者。这应算为我人生的第一次不甘寻常。事实证明，把一个学习过三年工业产品设计的人改造成工人易如反掌，其收效是不胡思乱想，饭量大长。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拿着31元工资面对老妈时激动的情景，以至于忘掉了洗衣机和大头针有何区别。我终于得到了一个专业对口的设计工作：将徐悲鸿的马镂刻在纸板上，然后由工人喷漆漏在洗衣机上。我可以工程师的身份在车间里背着手走来走去。那是一段被领导提拔重用后的幸福日子。1983年的夏天又是一个不平常的时期，我终于被允许参加高考，奔走于津京两地，收到了两个学校的通知书，最后作了一次重大选择到了北京。时值今日我也不知道应该站在哪个高度回望在工厂的日子。工厂的劳作是休闲的，心态确是劳累的，工人师傅是可爱的又是狡猾的，距离今天已非远非近。
我有时想，当你熟悉的人走来，任其脚步声能判断出习惯特征，但你能观测到隐遁在背后的思路和个人化的私秘取向吗？那埋伏在内心深处的人的灵动的轨迹，被举目可见的忙与闲覆盖着，因此，忙与闲就很难简单地规划到人的积极和消极之中。忙时的头昏脑胀，闲时的晃晃悠悠。相互交替地包裹着我们的身体，使心情总处于对另一种状态的期待之中。所以，因忙而劳累，因闲而空虚，真难说哪个状态对人的身心更为有利。也许，所谓最佳状态莫过于期待。从懒散恢复到工作状态，需要时间，如同昏睡后醒来。这当中，多半不是由于对于工作的自觉与反省，来增加进步的勇气，倒是靠着陶醉似的自我欣赏而渐入佳境。才能把当前与以往的状态衔接起来，形成某种惯性。按道理说，深刻剖析自己，才有利进取。而我，每一阶段都难想像将来能否超越自我，因此而固步自封，这说明我对期待尚不够迫切，所以步履缓慢。假若去掉这陋习，是否进步要快许多，我不得而知。进步快了又能意味了什么，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还是行将面对失落，这是怎样的一种轮回，在这种轮回中，我们身处何处，我真是无法深入思考下去。
当回顾可以以十年的时间作为段落的时侯，人已届不惑。还有多少可以前瞻的呢。这个时侯，我那自诩为勤学好问的良好品德，再也不好意思坚持下去，否则就连自己也觉得卖弄乖巧。但人生总要在提问中求得未知，才有生存的意义。因为我发现，谈论别人比谈论自己要容易许多。因为对别人可以极尽溢美之词，对自己就成夸海口，吹牛皮了。对别人既便心存微词，也有碍言表，对自己就该深刻检讨了。而议论自己就容易被动，所以要把握好度。比如，我一直为自己的艺术天赋因何附体而不得其解。这种想法一经出现就给理解增加了难度。因为如果没有天赋我还有何理由谈论艺术，而自持天赋又空口无凭。其实，天赋是指上天，跟运气有关。好久了，我一直在这种无从解答的心情中，觉得是某种神奇的东西某一天不经意降临到了我身上。从小到大，我一如既往地向上级填报着出身登记表，父亲：店员，母亲：医生。这正是我的出身。没有迹象显示我艺术人生的理由。直到有一天，七十岁的老母亲神秘兮兮地捧着一叠画好的画，才让我消除了多年的疑虑，终于找到答案。我只是有些惋惜，老妈本该是一画坛高手，却隐匿这么久，见我已上路，才笑盈盈出手。我认为我的天赋不过是在她那里秉承了对事物的观察和想象力罢了。即便如此，我也任凭它大胆地谈论艺术创造，谈论艺术人生。
难以忘怀，在母亲最后的几年里和她一起交流切磋的乐趣。随着换留人的生命的努力，隐隐约约把我带到了一个幻觉的世界。我们都是些什么生物，来去本是自然不过，却扯断肝肠。让我拉着她的手，看着她的脸像面对一面镜子。一个病入膏肓、面容憔悴的人，眼神依然直指人心。我端详着她同时也在揣摩自己：一个容易义愤填膺又给自己退却找出恰当理由的人；一个对着镜子观察自己为何变得消瘦又发胖的人；一个神经过于敏感四肢略显迟缓的人；一个没脱离低级趣味又妄想追求纯粹的人；一个充满了理想又被现实缠身，发誓坚强又唯唯诺诺的人。总之，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生命如此让人眷恋而宿命的目光又可以把任何物体洞穿，让痛苦和矛盾、多虑和善感合成为一种叫作重量的东西，压抑在我那轻率且浮躁的心上，附着在笔端，让人不识好歹，难辨酸咸。难道弱点与优点始终相伴，纠缠在一起难以剔剜开来……我有时少言寡语，有时絮絮叨叨，在呼啸而过的车旁保持着一点点定力，周围已难抓到牢靠的物体，于是随它去吧。
所谓艺术人生是开始呢，还是改写呢，冥冥之中似有苏醒的东西在周围浮动。老妈在豁达乐观地看着她的延续。在这恰逢她离开人世两周年之际，或许就算是自问自答，或许就是与天的一次交谈吧。
刘庆和 2003.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