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笃（以下简称黄） ：我一直关注你的创作动向，你的作品一直以身体为媒介进行创作，那么，你是怎么考虑用身体作为艺术创作的媒介的？ 
刘瑾（以下简称刘）：这个问题应从我最初的创作谈起，具体应分两部分谈，一是最初的绘画创作中出现的“身体媒介”，一是现在以行为表演和摄影为主创作中的“身体媒介”。这二者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有相互指涉性，既身体语言的象征性和隐喻的社会性。1993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以“身体”的创作。最初的实验基本是一种直觉意识的探索，可以说是源于情感上的宣泄！借身体把这种无助感表现在画布上。这个时候“身体”在作品中某种程度上只具有隐喻性和主体意识的象征性。这是一种宣泄式的表现主义绘画。身体呈现出的是焦虑不安的和被分割成碎片的忧伤沉闷的形象特征，这种身体作品的出现其实也只是那个时候我的生活感受的真实写照：充满青春的校园生活和恋爱的生命激情及精神失意都被充分表现。后来，以“身体”作为艺术“媒介”，则应始于我1996年的作品，我这一年怀着对艺术的梦想来到了北京。当初的目的是在中央美院油画系进修学习，可是后来发现这并不是我的理想之地！也就是说，它并不适合我的发展。后来，我在清河租了一间三居室的房子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一画就是二年。在这批作品中，我关注以女性身体作为艺术表现的语言，把视线转向了对当时流行文化和消费社会中女性处境的思考！我采用广告形式把她们放大成一个个骚首弄姿、媚态十足的健美女郎，反映了当代社会浮躁的一面。1998年夏，我搬到了宋庄，虽然坚持画画，但画的少了, 更多在思考新的艺术语言问题。宋庄的艺术家常聚在一起聊艺术、人的生存状态及艺术态度。现在回想起来那应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期。虽然当时生活艰苦，但我还是常有一种新的创作冲动，而总是想换一种新的艺术方法来表达自己新的感受，这种不意味着要站在画布前像手艺人一样的描写劳作，而是需要以快捷的方式来纪录和释放内心生存的感觉，即通过身体肢体来表达出来，然后以相机记录下来。这的确让我兴奋不已，为了寻找这种感觉，我突然回忆起大学期间自己喜欢在镜子前看自己身体的情景，但那时不是拍摄而是描绘！于是，我就自拍了一系列带有实验性的行为作品。如：“镜子里的我”、“一样的我”、“我的34个座姿”、“床上的我”等。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身体作为媒介又再次被我利用！身体呈现是一种生命状态的无聊感以及肉身所透露出的一种暧昧感，同时又表现了一种对生活处境的悲伤感。曾经有一段时期，我迷恋上了自已的身体，生活在乡村活动的范围有限，我每天只能面对的就是自己，这种生活处境直接影响了我。而个人的情感生活也非常糟糕，内心时常有一种面对现实时的压迫感和逃离感，开始产生了一种受伤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又非常强烈！我就想宣泄这种感觉，否则人在会这种状态中窒息。于是，我就拍摄了关于“受伤”的作品。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我从个人身体受伤的感觉诱发到对人“集体无意识”精神受伤害的状态。作品以个体受伤出发再现了个体生命在面对强大社会组织系统时主体和客体之间产生的疏离感和无奈感，这里的“身体媒介”直接赋予了社会性内涵，通过“身体”这一语言引发了对现实社会的深度思考。这种延展在我后来的摄影作品“受伤的天使”系列中又获得了最充分的表现。
黄：听了你的陈述，我们发现你一开始就有意识选择用“身体”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你的这种自觉意识好像源于最初对身体的迷恋。我想知道你到底迷恋身体的什么？你对身体的迷恋又如何使自己在创作上产生了变化？
刘：最初，我就迷恋自已的身体恐怕与儿时记忆有关。我从小就喜欢照镜子玩，渐渐长大了也就会养成了一种习惯。在大学里我又喜欢上了健身运动，几乎每周都坚持锻炼，在健身房里四面墙壁都是镜子，当你锻炼时脱掉上衣在镜子前展示自己的身体时会有一种异样的快感，这种暴露身体的快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其实，我这个时候己在潜意识中迷恋上了自己的身体，身体透出一种力量与和谐的美，深深吸引了我。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一种肉身的承受之苦！当这种感觉进入精神层面的时候肉身问题无疑使我有了一种创作冲动。“身体”语言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感觉始终保持在我的作品之中。
黄:  一般来讲，我们把理解的身体区分为三个层次面上的东西： 一是自然的身体， 即天生的身体。一是社会的身体，就是指道德或伦理的身体，就是说人的身体受到了社会道德、伦理乃至法律的约束。一是科学的身体，就是身体可以被修改的，如对身体的手术等就是对身体的修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已不是单一的身体，身体是一种复杂的客观存在，也是一种发动欲望的机器。那么，你的这个身体最重要的是强调什么呢？
刘：最初被我利用的“身体”是强调自然身体所承认来自于精神上的压力所表现出的肉身之苦。后来的作品对“身体”的利用以使其成为超越自然层面和道德意义上的媒介。而我要强调的是被修改的科学意义上的及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体’法则，直接指涉的是对现实性的隐喻和挖掘自然肉身被修改后的另一种艺术语言的可能性。
黄：在行为艺术中，你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多次用自己的身体。到后来逐渐发展为关于受伤的天使，或爬到了798的建筑物上，或站在一片拆迁的废墟之上，或在一片森林中的众多天使。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受伤的天使？那么，你的身体与城市环境或社会条件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刘：我的行为都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身体被看成是阐述、问题和观念的一种艺术媒介。身体作为“媒介”既承受社会系统，又抗拒意识形态约束。行为作品“检验合格”就是利用身体去思考在强大的意识形态下作为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面临的生存处境问题！我的行为“可乐浴”则寓言了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强势文化下的认同和妥协。而“被书写的红领巾”则用自己的身体承受外来的撞击来提出对国家教育体制问题的思考。1999年，我的作品“大酱缸”是对生存环境的一次探险，来自物质与精神的多重压力之下，我们的精神之躯还能承受得多久？我总有一种受伤的感觉，生活中的这种感觉时常让我的神经显得极其敏感，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引发我的思考甚至情绪的波动。“天使”的出现也是偶尔发现的一次事件产生的灵光！我在冬季去798工厂在一处屋檐上发现了一只翅膀受伤的麻雀，它试图想飞但最终没有飞起，最后摔落在雪地上，后来我把它捡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看着握在手里受伤的麻雀心里在想它一定很痛苦，它不知道命运会如何！因为它飞翔的自由丧失了，它的世界都变的黑暗起来。后来我联想人类何不是如此呢！人类最向往的也是自由！无拘无束的理想生活，并不是小鸟而应是天使，但在今天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即使是天使它又能飞翔吗？能寻找到自己的栖身之所吗？联想到这些境遇，我感觉人类很悲哀，更觉自己不就是那不能飞翔的麻雀和天使！由此，我有了装扮受伤天使的念头，就戴上了天使的翅膀装扮成受伤的模样，掉落在人类栖居的各个地方：残缺的废墟中、荒芜人烟的森林中或压抑室息的城市建筑上……。
黄: 如果这样的话，这就造成了你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本质上表达了作为“天使”的你的处境是什么？以“天使”为象征的你又是怎样来完成自己的表达？你又借助了哪些条件？ 
刘: 这种冲突是在现实环境中完成的，我的行为中把自己扮成一个“受伤的天使”，既可能是心理上的受伤，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受伤。它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中显得非常无能为力，只能承受或逃避，对于这样如此复杂的现实世界，我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精神上文化价值观的缺失导致了人的理想的迷茫。一是物质上的不满足和贪婪加剧了人的欲望的膨胀。这体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相遇和冲突的思考。在表现这种冲突的过程中，我选择的方法就是把扮成“天使”的我悬在一个破败的工厂上，营造出受伤的感觉，或把它绑在高楼上及高悬的吊车上制造出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以表达“天使”的在今天迅速都市化的空间中的处境。这些工作的完成也是非常艰难的，我首先要花大量时间去考量适合拍摄的环境，其次要去邀请一些专业人员和相关人员给我提供安全保证。
黄: 其实，身体是作为社会中的一种存在方式，为什么一个“受伤的天使”会出现在798
工厂或正在拆建的都市之中？身体的伤害与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变迁有什么关系?
刘：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是在这种环境里受伤的，也就是说，这种环境给天使造成或带来的一种伤害，这种伤害可能是外部的也可能是内心的。都市化建没和社会高速发展加剧了人的生活节奏，而这种节奏感来的太突然，还等不了你去思考又要面对一种新出现的事物，这种变化无形中给人造成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压力，这种压力就是受伤。因此，我以“受伤的天使”栖居于都市环境中的表现方法就是要表达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讽喻。
黄: 你是在抗争这个社会还是仅仅再现一种美的东西呢？
刘：是一种自我态度的抗争，我把这种抗争比喻为一次社会事件来完成。在我的眼里，美好的东西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人的理想中。“受伤天使”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我从理想角度对现实的追问。 
黄: 那么，你的创作方法，除了利用拍摄和模特，是否还有电脑的后期合成呢？ 
刘：是的。在早期的作品中，我已采用一些合成方法，我近期拍摄的一些行为作品还需要用电脑做后期加工来完成，包括利用一些图像的拼贴等，以更好地营造画面气氛和表达个人的艺术观念。 
黄: 好吧！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希望你“受伤的天使”在现实中受到的伤害会越来越小！
刘： 谢谢！但愿我的作品对观众能有艺术疗伤的作用，让每个人的心情美好起来。我的“天使”能够找到它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