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敬东的“英雄”系列塑造的是一种身份化的士兵形象，这种形象几乎难以辨别那个士兵具体是谁，他的相貌特征是模糊的，他实际上是那种一般意义的人，他的个人性在代表身份的装束和姿态中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共性所取代。

    这个被命名为英雄的士兵形象是经过提炼的，他们被沈敬东塑造成四种人，红、黄、光头和戴帽者。黄色士兵具有一种人性化的色调，红色则象征革命的庄严气氛。他们的身体不仅装在制服性的军服中，并且都具有一种固定的端正挺直的身体姿态。这种形象来自沈敬东在军队中的经验，几乎每一个有个性的人进入军队后，都必须被如此地制服化。
 
英雄系列最初是一组陶瓷雕塑，体量上类似一种英雄半身像的玩偶化，这使得士兵形象的庄重感倾向于一种可爱化。仿佛这些士兵进入这套制服在进行一种英雄的角色扮演。同早期的革命雕塑或者当代雕塑相比，这个系列尽管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形象主题，但沈敬东似乎重新赋予了一种形象理解的可能性，他的士兵既不具有早期革命雕塑的高大全特征，也不具有1990年代以后对于政治象征的形象反讽。
 
    沈敬东的士兵尽可能削减形象的英雄感，这个士兵只是具有一种像拍纪念照一样的姿势模仿的僵硬姿态。实际上，这个士兵被沈敬东削减了两个方面形象特征，一个是他的意识形态性，另一个是他的具体性。这使得作品简练地集中在人和制服关系的表现。“制服”在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作为名词，指一种职业性的服装；作为动词则是指一个人被某种强制性的力量在身体或者精神对抗中被征服。

    由于脸部特征和表情的模糊化，使得肖像实际上也是制服化的一个延伸部分。这个士兵实际上是一个被训诫后的士兵，他具体的肖像特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都被训诫以后，是在制服和制服化的表情下自我消失或者被隐藏，这不得而知。但他的表象已经成为个人性被制服的一种对象化的隐喻。

    这个士兵实际上倾向于一种意识形态和职业训诫的日常性。这种特征也体现在关于士兵雕塑的绘画系列，这个系列似乎是一种对于士兵表现的两个有机联系的部分，士兵的标准塑像以及将这个塑像再现一遍的绘画。陶瓷的光洁、脆弱的质感在雕塑中好像并不明显，倒是在绘画部分中体现得显而易见。
 
    这个士兵实际上被表现为从人到军人的一种身份化和角色化的塑造，他进入到这个被视为训诫标准的英雄像中，但又好像没有任何剧烈的痛苦，相反他表现出一副沉着、平静和自得的神情。士兵的这种形象表象的抽象化以及一种自我常态的表现，都试图在形象上将英雄拉回到一种永恒的日常意义。

    这种方式在沈敬东的绘画《新开国大典》中也同样被使用。这副巨型绘画对经典革命油画的翻新创作，其中每一个开国领袖都被描绘成一种平民化和日常性的形象，丝毫没有革命家的不凡和崇高感。革命者、领袖和军人事实上一直是政治宣传艺术中的具有意识形态化的形象，他们的形象和背景都被表现为英雄和崇高，以及史诗般的景观。在1990年代以后的当代艺术中则开始被反讽性的后现代使用。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化。

    通过对革命者、领袖和军人的形象征候的抽象化，沈敬东似乎在力图使英雄真正脱离宣传艺术和反讽宣传艺术的两极表现。他的士兵和领袖都被置于一种更普遍意义的形象，他既将个人抽离出来，成为一个普遍意义的人；也将宣传艺术的意识形态特征抽离掉，成为一个无历史神话的形象表述。在这种被抽象化的形象过虑中，领袖和士兵都被归一到一种居于永恒意义的日常本质，崇高和神秘性消失了，他们像你身边的人一样真实，只是制服不同。
2006年10月朱其写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