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
祖籍浙江温岭，1955年生于中国重庆，197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同年开始创作作品“析世鉴天书”，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徐冰版画展”上首次展出，引起国内外文化界广泛关注和讨论。1990年接受美国威斯康新大学邀请做为荣誉艺术家移居美国。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Award)。2003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2007以中国书法为基本元素的平面作品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新作“地书”以新媒体互动方式在纽约MoMA展出。全美版画家协会授予“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2008年1月8日中央美院对外宣布，徐冰同志任副院长。
记者：首先祝贺您担任中央美院的副院长，能否介绍您分管工作和一些战略规划或计划？
徐冰：我主要分管国际交流、艺术创作和科研等和学术有关的工作。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美院对我有很多的期望，我当然会尽力为美院和学生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我去美国很多年了，国内的发展特别快，而且美院这些年也发展得很快，现在有6个学院了，发展快，工作方式，价值观念等都有很多改变，现在我主要是多了解情况，对中国和美院多些感觉，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记者：这次回国任职是不是影响您的艺术创作？
徐冰：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担心。只要把美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肯定会影响我创作的时间。大家可能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接受这个职务？这不能从时间得失上来考虑问题，例如我可能创作、展览少了，但是一个艺术家的水准不是由展览多少和创作数量来决定的。我过去在国外做过很多的展览，有时一年会做30个展览，那时候很忙，忙于个展、联展,双年展等。现在觉得没有必要做那么多展览，好的艺术家应该是思想型的人。美院有这么多的学生、有诸多学科，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老师，能给我的艺术思维
带来有价值、有启示性的东西。一方面，我过去在美院教过十年的书，教基础素描，我对教书有兴趣；另一方面，在国外的时期虽然很忙，但我还会抽时间去做很多讲演以及和研究生交谈等等。教书是教学相长，学生没有很多固定的概念，反倒有很有意思的想法，虽然他们自己不知道，但有经验的教师能看到其中的价值。我回国后，可以说仍然是独立的，参与到工作中，能帮助我卷入社会的进程中，获得的益处比时间损失的多少更重要。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中国社会巨大的变革，带来的文化多向性、不确定和可能性，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价值，都是在新的文化价值基础上来实现的。中国这种形态就是一个现代思维大的实验场，最适合新艺术的生长，我很看中这些方面。中国这种环境有很多刺激元素，17年前我去了美国，那时没有太多想法，想搞现代艺术，去就去了，做很多作品，也受到了重视，但是，我觉得其实并不是我个人本事多大，实际上是使用了中国哲学的智慧,并借助了国际上兴起的多元化思潮，但是，我有时想，往后十年，在纽约工作和在中国工作是截然不同的，毫无疑问在中国工作，舞台更大，而且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环境里获取的营养也会更多。十多年前我去了美国是个正确选择，这次我回来，我想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记者：这么说来，这次回来，是不是只是为了您的艺术？
徐冰：也可以这么说，为了我的艺术，但我的艺术是和美院连在一起的，我做得越好，对美院也越好。我除了艺术，其他方面都是比较低能的，美院做行政工作比我强的人多得很，每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的长处是对艺术的认识和实践上，还有我独特的角度和特殊的经验，这是我能给美院带来益处的部分。
记者：这次回来，是否意味着您将不再离开美院了？
徐冰：现在谈离开不离开，没有我过去去美国那么严重，那时侯出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现在国际交流远远比那时侯活跃得多，到哪工作都一样。我工作得好，对美院有益，是我希望的。现在这个社会都是往前走，很难做充分的计划，这也是现在时代的魅力之处，我想，我的利益和美院的利益是一致的，有了这个前提，我对前景是乐观的。我没有别的贪图，也没有考虑金钱利益。我时常在想，我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能给美院带来益处。
记者：您是少数能进入西方主流博物馆展览、作品被收藏而且获过大奖的艺术家，您觉得您的成功之处在哪里？您认为您作品哪些方面最能打动西方人？
徐冰：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把在大陆创作作品带去了，如“天书”“鬼打墙”等，他们就在美术馆给我做了很大的个展。我觉得在西方发展并不是那么难。他们觉得我的艺术概念、思维范围比他们要宽泛，对他们有震撼、有作用。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效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智慧到创作中去，这是我们的力量。尽管当时的中国艺术在国际上没有像现在这么受到关注。
记者：国内有一些人对您创造的英文方块字提出质疑，甚至认为您是在讨好西方人？
徐冰：做什么事都被认为是讨好西方?这反映了一部分人总也去不掉的民族自卑心理。在国外有人问我:“英文方块字是不是中国人看了会特别不高兴，你把中文变成了英文?”我说:“实际上，中国人很高兴，因为我把英文变成了中文”。问这问题的西方人一样,总带着廉价的优越感和殖民心理。如果我讨好，就应该用英文来书写；如果为了满足他们的文化猎奇心理，就给他们纯正的中国书法好了，完全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去讨好。创造英文方块字和我在两种文化环境之间生存有关系。它们是戴了面具和伪装的文字。面对它们你必须寻找新的概念的支撑点理解、因为现有知识概念和传统视角没有这种东西。
记者：如今，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火爆，不少艺术家的作品已经过千万了，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已远远超过了西方著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认为
市场有没有泡沫？
徐冰：这是个好事情。对艺术家个人、对中国国际艺术市场的形成，让国际艺术界了解中国都是很有帮助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未必是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价值，有很多是来自中国崛起的价值，里面包括了中国社会新现象的价值。有没有泡沫，我很难说。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到了高点就会往低走，低了就会走高。按西方艺术市场规律也很难判断，因为中国的现象很难用国际经验来衡量。
记者：您最看好哪些中国当代艺术家？
徐冰：看好整个大的群体，很难说哪个艺术家、哪件作品是最好的。中国和国际的当代艺术都是很年轻的，带有不成熟性、不确定性。还没有成熟，自身就在瓦解和转化，中国的当代艺术更是一个不确定的系统。
记者：能否介绍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
徐冰：长远看，做一个好的艺术家，需要从中国的环境里获得很好的养料和更多的思维资源，很多作品都是介于艺术和非艺术的东西，是工作的结果。一些项目还在进行，如《地书》项目。这个项目和当代社会国际化进程很有关系。肯尼亚《木.林.森计划》将于2009年完成，和联合国有关系，借助艺术家的创作来推广提高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缓动电脑工作台》在做第四个版本，进入了很有意思的过程中，还有待继续深入下去。
插队到去美国，都是在美院，读书、教学等。我喜欢美院传统中的一种学风——崇尚高品位、崇尚人格、崇尚学术。吸引我的还有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在当时很有限的艺术空间里作出的，但就在这有限空间里，他们在最大程度上发展了“艺术”。这种态度是极有价值的。如果谁能把这种态度与今天巨大的创造空间用好,那才了不起。
这些年来，美院建立了不少新的学科。这些学科蕴涵了极强的当代艺术的因素和成分，也是美院未来可以发挥重要的资源。为什么这么说呢？社会和科技发展特别快，自然带动了实用艺术的蓬勃发展，只要和社会发生紧密的关系，艺术才能健康、活跃。实际上，很多新文化观念、新艺术,创造力是通过这个渠道带动的。另外,美院的新学科发展那么快，是因为美院的传统优势有关系。我不把传统艺术、纯艺术、实用艺术等对立起来看，我觉得这些都是相互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实用艺术中蕴涵的实验含量、创造性含量未必比实验艺术、纯艺术要低。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角度对，就能找到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也是吸引我的。
记者：从您正式踏入当代艺术以来，您认为您的艺术经历了哪些风格的变化或是思想内涵的转变？是什么机缘带来这些深刻的改变？
徐冰：艺术风格应该由别人来评价。我从小理想就是上美术学院，1977年如愿以偿了，当时大家也公认我从传统到继承都很出色。随着对艺术的深入探索，慢慢地综合了很多当代的因素。当时很多先生不理解，认为一个很有希望、又红又专的艺术家，怎么误入歧途了，走歪了。没多久，我就出国了。在西方，我为什么很快受到重视，和当时哲学界探讨的问题有关系。我的作品从一个特殊角度切入了这个主题。
一些人问我是不是看过这些西方哲学家的理论，恰恰相反我对西方的方式并不适应,我是东方人，对中国的传统哲学这套方法倒是习惯的很，给了我智慧的启示,帮助我参与到当代艺术中去。但参与多了又看到它的问题，又主动与它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后来的作品等于是在不同领域之间的工作，看起来越来越不像艺术，或者像社会公益、科技发明活动等等。这些作品从表面看呈现出平易近人，街头化、大众化、平民化等特征。只当你进入其中才能意识到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当代艺术现在走入一个窄道里。只有从其他领域，才能为它带来新的血液。我现在完全不考虑我的工作是不是“艺术”，只要工作是有创造性的、对人类有益处，我就会认真去做，艺术越来越渗透到各个领域中，例如好的发明创造的要求和好的艺术的要求是一样的，比如对当代发明的要求一是,对人的思维有启示性、二是,原创性、三是,实用性，前面两点也是对艺术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