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面前的书法作品以它独特的方式向我打开了通往徐忠平内心深处的通道，它是如此裸露、直截了当：跳荡腾挪，动荡不安，苦涩荒凉，欲挣脱却又无法卸下那份沉重。这种情绪借助于金石碑版和民间书法被宣泄得表露无疑。不 安分的灵魂让优点和缺陷都是如此明显，它的原始野性，它的对生命状态的真实展现一下子把你击中，但它又离平淡冲和如此遥远，无法让我们不假思索、按部就班地纳入到传统的书法审美模式，甚至它的技法也与传统的标准有些距离。它让我如哽在喉，吐出来不愿意，咽下去又不甘心。这与徐忠平独特的这一个有关，与他的人生经历并由此上升的生命体验有关。

翻开徐忠平的《漫长的冬季之苦与挽歌——一个画家的手记》,里面不乏母爱、阳光与温馨的暖色词汇，但更多的是疾病、死亡、恐惧、孤寂、苍凉等词汇的如铁冰冷。女真人的血液、故乡伊春的白山黑水、儿时的苦难经历、中年以来挥之不去的病痛，构成了徐忠平书法还有绘画、诗歌的背景。徐忠平认为自己现时的种种缠绕与挣脱的努力，都因近十多年远离文化中心、远离中国当代艺术发生的重要事件与艺术观念方面的刺激，这表明他一直试图在努力靠近学院或是主流，但是，在游移于门槛之间，他发现，吸引他的还是门外的风景，至少是现在，他还没有做好踏入门槛的心理准备。因为他知道，如果这种刺激不是本于自己真实的心灵，努力将变得毫无意义。

如此，徐忠平这个文本又一次向我们提出了什么是艺术、艺术与生活是什么关系这个古老而重大的命题。

在这里我想提到明朝中后期的徐渭和董其昌，二者生活的年代相差不过三十余年，但书法风格却有天壤之别。

在书画艺术上有所成就并不是徐渭的初衷，事实上他大半辈子都在为生计和功名劳碌奔波，试图取得一张通往上流社会的的通行证，却始终不能被接纳，七年牢狱，八次落榜，九次自杀就是他奋斗所得到的回报。这种际遇表现在书法上，“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袁宏道《徐文长传》）。现实中的徐渭是什么，艺术中的徐渭就是什么。生活与艺术合一的真实让我们触摸到了一颗平凡、卑微、痛苦而伟大的灵魂。在中国书法史上，从没有人把情感宣泄得如此大胆和肆无忌惮。这种因在现实生活中挤压碰撞而迸发出的真实情感迹化成书法，以至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它时仍不能不怦然心动。

董其昌的书法继承了中国文人诗书画追求“平淡有思致”，“冲淡深邃，出于自然” 的传统，表现出幽雅淡远的审美特征，把书法艺术“优美”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艺术中的董其昌不食人间烟火，而现实中的董其昌却因怕卷入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争斗凭着自己的直觉与经验，左右逢源，忽官忽隐，以禅掩身，躲避矛盾，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还为了私欲，指使家人作恶乡里，终究闹出“民抄董宦”的闹剧。他的生活和艺术是分裂的。以董其昌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的审美取向，在积极方面，可在纷繁芜杂的现实社会中，为弱势群体的他们营造一个理想中的精神家园，从而获得心灵喘息的机会；在消极的方面，它可能以人性的压抑作为代价，呈现出糜弱、虚弱、病态的生命状态，成为逃避社会现实的借口。

在此，我不对二者的书法艺术做出高下的评判，事实上，也无法做出评判。但要徐忠平对二者做出选择，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徐渭，因为一个喜欢凡高到骨子里的人，没有理由不喜欢徐渭，至少在现在。

蒲松龄的《聊斋》里常有神仙和狐仙出没。神仙因了来路不明的天然高贵身份，不食人间烟火，整天优哉游乐，无所事事；而狐仙就不同了，他的卑微出生，他的脱离尘俗的欲望，注定了他必须一步一步从最底层修炼起，他必要寻得一处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潜心修行，他必要付出远超出常人想象的努力。对仙境的渴望和对尘世的无法放下，心灵的动荡让他刻骨铭心，他时刻要在升腾与坠落之间经历着灵魂的煎熬。

神仙因虚假而让我感荒唐，狐仙却因真诚和执着让我感动。
现在的徐忠平就是那正在淬砺并因真诚和执着而让我感动的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