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英

乍一看于安东的画很容易把它与超现实主义联系起来，这种在80年代风靡85运动的风格现在似乎已相去遥远了。超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艺术一度盛行，有其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其写实性；中国的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有着较好的写实功底，因而也有着一种排遗不掉的写实情结。二是其叙事性，这种叙事性包括思想的陈述与事实的陈述，在一个思想大于形式的时代，这种具有明显叙事功能的风格很容易成为思想与载体。于安东虽然不是有意追随超现实主义，但这两个重要的特征也是构成其独特风格的出发点。是样式找到了思想，还是思想找到了样式。在于安东的艺术历程中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但最终是思想改造了样式。
于安东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美术系，一直从事高校的美术教学工作，画室的教学与训练成为他的主要绘画内容，除了参加主题性展览搞一些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外，肖像与人体是他接触得最多的绘画题材。从他目前的创作可以看出这两类题材的痕迹，然而他也正是从画室作业进入创作情境的，而且这个过程是直接的、自然而然的。目前的创作可以看出两个阶段，一个是在画家作业的基础上设定象征性的符号，使人体成为意义的所指，不再是一般的习作，这种形式在80年代后期的中国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中并不多见，到90年代后已成为一种准入市场的学院风格，其激进的批判意识也为市场所消解。但这个阶段对于安东却十分重要，因为他正是通过这些象征性的符号为作品注入思想，也是他的作品逐步社会化的一个酝酿过程。这类作品可以说是画室作业与象征符号的重迭，当然作品的意思也发生嬗变。
他通过环绕在女人体周围的绳子、铁丝网和太极图来暗示女性的生存困境。这个时候也反映出他在创作意识上的矛盾，即人体的审美特征与文化批判之间的矛盾。后一阶段的作品首先就是要摆脱对人体的审美情结，摆脱画室的束缚，让主题逐渐明确起来。这时，女性形象本身也符号化，成为一个象征性的载体。于安东的主题选择并非参照某种既定的超现实主义的模式，而是一种个人经验对当代文化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朦胧的、不确定的，它超出了对女性的社会身份与传统身份的图解性表述。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着众多的困惑，在走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自由与压抑此消彼长。也就是说，传统的两性关系受严格的伦理意识与社会规范的制约，人的本能被压制在潜意识的深处，反而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任何对规范的逾越都会被自觉的犯罪感所消除。压抑就象痛苦一样，是一种意识的存在。
于安东也是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感受到压抑的存在，并把这种体验引伸为一种社会的普遍意识。这也是于安东近期作品的潜在主题。在这批画中，他消除了女人体的审美特征，而强化和夸张了一部分体格特征。人体在这时已不是女性身体的表述，而是当代中国社会在两性关系上处于对抗之中的开放与压抑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象征也是作者本人对当代文化困惑的个人体验的表述。因此，超现实主义对于安东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这种困惑本身就无法用逻辑的语言和现实的场景来解释，然而也正是这种表述的困惑形成了其创作的独特面貌。把这两个阶段承接起来的是那些象征性的符号，这些符号在他的近期作品中更具有样式上的意义，因为人体本身也符号化了，符号的组合形成一个意象的空间，仿佛是作者把一个梦幻般的无意识精神世界外化出来。在于安东的这批作品中，无意识的表现与主观的符号设定融为一体。如变形的女人体大多来自这种压抑的无意识情结，他准确地把握住自己的这种感觉，通过对体格特征的夸张来表达一种性的困惑。在这些形象中他力求消解唯美的因素，暗示了诱惑的潜在主题。而主观的符号设定则是对主题的直接表述。比如在前期作品中出现的铁丝网和小动物等，明显暗示了本能与传统束缚之间的对抗。如果没有这些符号，画面很可能沦为一种样式化的人体变形。进入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绘画，越来越趋向于社会主题的探讨和评论，这种探讨也往往建立在传记性的经验和个性化样式的基础上，这是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于安东的人体系列当属这种趋势，因此超现实主义并非他的自觉选择，而是他在分析自我的经验和面对社会困惑时与这种风格的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