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1772年2月7日），乾隆皇帝弘历诏令各省征集历代及本朝图书。翌年二月，《四库全书》馆在京城设立，纪晓岚等任总纂官，各学科领域的学者约三百余人参加，历时10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一套《全书》缮竣，贮藏于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又有六套《全书》相继缮竣，分贮于奉天（今沈阳市）故宫内的文溯阁、京郊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二百多年来，七套《四库全书》虽经战乱，但仍有三套完整保留下来，现分藏于北京（文津阁本）、兰州（文溯阁本）和台北（文渊阁本）；另三套（文源阁本、文宗阁本、文汇阁本）全毁，一套（文澜阁本）损毁不全。据史学家陈垣于1922年对文津阁本所作统计，共收书3462种，基本涵括了乾隆以前各学科领域、各学术流派的重要典籍，成为了解和研究先秦至清前期二千多年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大型百科性丛书。

    《四库全书》在乾隆年间问世，是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的。乾隆帝下诏修书，一方面，是出于“文治武功”的需要，认为在完成统一全国的“十全武功”的同时，纂修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就可以显示其“超越汉唐”、“稽古右文”的文治政策；另一方面，以探访遗籍、开馆修书为借口，对全国书籍作一次全面、彻底的审查、评论和总结，把所谓“悖逆”、“违碍”的书籍或全部销毁，或部分“删改抽撤”。其目的就是通过对进呈图书的筛选和“净化”，形成“钦定”的范本《四库全书》，以此作为思想武器，“正人心而厚风俗”，维系封建统治的秩序。《四库全书》中，凡被认为对金、元及清人有诋毁处（如称虏、贼、夷狄、犬戎等），多加改窜或删除。正是由于这种“寓禁于征”政策的实施，加上编纂者的学术偏见，使一些在当时条件下应该选录的有价值的著作没有入选，造成了这部大书的无可弥补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