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库全书》到《续修四库全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四库全书》编成以来，数代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曾多次倡议续修。清嘉庆初年，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利用职务之便，在江南陆续采购《四库》未收书170多种，向朝庭进呈，并撰写《四库未收书提要》。这可以说是乾隆以后对《四库全书》拟加补修的开端。光绪十五年（1889），翰林院编修王懿荣上书提议“重新开馆，续纂前书”；此后，章、喻长霖、孙同康等也都有续修之议。1919年，叶恭绰等赴欧洲考察回国，动议影印《四库全书》，金梁复以为“书不易续，目则易修”，建议将“二百年来新出书籍”，“始存其目，以待后来”。二者皆因乱世未果。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计划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销售赢余“请海内通人，选择四库存目及未收书，刊为续编”。1928年，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属的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拟利用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将续修《四库》之事列为课题，并开始购求古书。同年12月15日，当时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也曾提出“拟垫私财”对《四库全书》进行影印、增补、续修的倡议。但其后因日军侵略我国东北、华北，时局动荡，续修之事也就逐渐停息，只有北平的一些中国学者为续修撰写了相当一部分乾隆以后著述的提要，总算为近百年来未能实现的各种动议、各种筹划留下来一些实绩、一点见证。

      续修《四库全书》之所以必要，还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乾隆中期以后至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中国学术又积聚了大量重要的成果。清中期的“乾嘉之学”是清代学术中最具特色的，其代表人物如纪晓岚、戴震等均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受编纂体制的限制，他们的著作不可能收入《全书》。清后期，尤其在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文化学术因受国势陵替的刺激和西方思想的冲击而另辟新境，新思潮层出不穷，形成从魏源到章太炎为代表的“新学”；加上散失海外的古籍善本回归本土，考古发掘使竹简帛书重见天日，秘藏民间和以稿本形式流传的优秀著作不断面世。以上这些数量可观的古籍，都还来不及进行系统整理。通过编纂、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既可为《四库全书》匡谬补缺，又能继往开来，对清代乾嘉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学术文化发展进行新的归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