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春花初放的4月，寒冬过尽，万物复苏。莱茵河畔绿草茵茵，集市上的“跳蚤”熙熙攘攘。我贯行于跳市的人群间，凭着自己的感觉毫无目的地搜寻着什么。忽然，在一位德国老人的地摊上，几本装潢精美的中式线装书映入眼帘。信手翻来，书中各种精美的彩图令我惊叹不已。再看看书名，“十竹斋笺谱”五个笔锋苍劲的大字跃然封页。《十竹斋笺谱》究竟为何物？虽然当时我还对此一无所知，但凭着此书硬皮夹内“荣宝斋1952年印刷”几个字，直觉似乎已经告诉我这绝非一套普通的画册。感谢互连网，更感谢万里之外的一位老友，使我知道了许多关于这本珍贵画册的故事。

    《十竹斋笺谱》，作者胡正言（1584—1674年），字曰从，徽州人。他31岁后流寓金陵，师从当时金陵名家李登学习书画篆刻，后在鸡笼山下（现在的鸡鸣寺北极阁一带）潜心研究书画谱，磨杵卅载，终有所成。胡正言擅长篆刻、绘画、制墨等许多工艺，他主持雕版印刷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成为印刷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他首创的“拱花”印刷，在印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十竹斋笺谱》共四卷，最终完成于清末顺治二年（1645）。印制过程中时值李自成举兵攻陷北京（1644），由于明朝覆灭与清兵入关等诸多战争原因，该书原版印数很少，上世纪初国内已很难见到。据说日本“文求堂”藏有此书，当郑振铎先生前往求购时曾遭拒绝。1933年郑振铎先生带着亡友王孝慈先生收藏的明版四卷在上海请鲁迅先生欣赏并提议翻刻，鲁迅先生力促其成。《十竹斋笺谱》四册计283幅画，但王孝慈藏本仅261幅，缺22幅。二人认为翻刻此书，难度极高，费工费时，工程浩大。特别是北平“雕工、印工现剩下三、四人，大部陷入可怜的境遇中，该班人一死，这套技术也就完了”（鲁迅1934年3月至日本友人田增涉信）。1934年春郑振铎先生回到北平请荣宝斋试刻样品并寄回上海，鲁迅先生看后认为复刻极佳，疑虑全消，于是将翻刻《十竹斋笺谱》的重任正式托负给荣宝斋。该书第一卷翻刻耗时整一年，鲁迅先生收到此书后带着欣喜的心情于1935年4月10日给郑振铎先生复信说：“翻刻成绩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与此同时，鲁迅先生似乎从自己的身体状况上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了，一再嘱咐郑振铎先生让荣宝斋加快翻刻。他在信中又说：“后之三本，还是催促刻工，赶至每5月刻成一本，如是，则明年年底，可了结一事了，太久了不好”。同年9月处于病境中的鲁迅先生再次写信催询：“《十竹斋笺谱》（二）近况如何？此书若能早日刻成，乃幸。”然而，事情并未像鲁迅先生所希望的那样顺利，由于日本进逼华北，局势动荡，再加之资金发生困难，以至翻刻中辍。1936年6月鲁迅先生逝世，仍未见到本书第二卷问世，成为鲁迅先生生前的一大憾事。次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王孝慈先生的《十竹斋笺谱》藏本也随之下落不明。郑振铎先生此刻虽然处境凄凉，心力交瘁，但仍念念不忘鲁迅先生生前嘱托，继续未竟事业。他几经周折，终于寻访到王孝慈先生的《十竹斋笺谱》藏本已被北京图书馆所收藏，又求朋友，借出此书。但是书中所缺的22幅画无法弥补，本想就此了结。岂料天意相助，1940年冬天，他的友人徐绍樵意外地在江苏淮城为他寻到另外一部明版《十竹斋笺谱》藏本，补齐了所缺22幅画中的21幅，全书四册翻刻工作终于1941年6月画上了句号。

    至于笔者所遇《十竹斋笺谱》系1952年版，是德国波恩大学东亚研究所上世纪50年代掷重金从我国购入的。大概是该研究所对此书历史与艺术价值了解不深的缘故，上世纪70年代居然以打折方式向公众贱卖。此书易主后它的新主人是位邮递员，而波恩大学东亚研究所正是当时他每天送信的单位之一。由于职业的原因，他经常要与一些写有汉字的信封打交道，久而久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学习汉语。当他看到这部精美的画册被公开出售时，毫不犹豫地买下并精心保存了30年。笔者问他为什么现在又要转卖出手，他说自己年纪大了，不可能将此书永久地保存下去。他的孩子喜欢计算机技术，对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兴趣，所以他决定为此书另觅知音，于是出现了我在集市上与他意外相逢的那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