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社会出现文字的同时，书籍也就出现了。当时的书籍形式和现代的书籍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这样定义书籍的概念，即将人们的经验和事件用文字和图象的形式记载于一定的物体上，以便于保存、传播，那么，商代的甲骨文，就是最早的书籍了。另外，在树叶和树皮上也可以刻写文字。《旧唐书》上就记载：“天竺国书于贝多树叶以记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贝叶经。另外，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也可以称为一种早期的书籍。
除了甲骨、青铜器、石刻外，在古代用作记载文字的材料还很多，如陶器、砖瓦、兽皮等，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放射过灿烂的光辉。然而，更接近于今天书籍形式的，是从竹简开始继而出现了书写于织物上的缣帛。

                                           木牍图片

写在竹简和木牍上的书
中国古代真正的书籍形式，是从竹简和木牍开始的。竹简和木牍所开创的书籍形式和制度，对后来的书籍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册”、“卷”、“编”等书籍的单位、术语，一直延用至今。
竹简和木牍在形式和用途上不完全相同。
竹简用的是皮薄而节长的竹子，先将圆竹锯成一定的长度，再破为一定的宽度，削光整平后，即成为简片。然后再用丝绳、麻绳、细皮条等分上下两道编连简片，即可用来书写文字。也有先写字，然后再按顺序编联成册的。
竹子的外皮不易着墨，为了书写方便，须将竹子的最外皮削去，或在内里面书写。把竹子烘干这个工序称为“杀青”。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册”字，象征着一捆简片系二道书绳，而金文中的“典”字则表示“册”在几上。说明简策制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商代，但其战国以前的简续实物，今天还未有发现，在周代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用简读传递命令及公文的记载。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竹简成为各家著书立说的主要形式。这时关于使用竹简的记载就更多了。例如，孔子晚年读“易”，致使“韦编三绝”，说明由于反复的阅读，致使编系竹简的绳子断了三次。
牍是与简策同时使用的记载文字的形式，它多用木片制成，所以称为“木牍”。它和竹简不同的是，竹简的一片虽只写一行文字，但它可以用绳子系联起来，可容纳较长的文章，而木牍则是以一片为单位，在一片牍上记载较少的文字。木牍的一片也称为“方”，一般较长的文章用策来书写，而较短的文章则书写于牍上。木牍的长度一般为一尺左右，所以也称为“尺牍”。在一片木牍上，可书写一百多字，也可以两面书写。
以竹简为主要形式的书籍的黄金时代，是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各种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各种学术著作层出不穷。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教育家，整理、编定了一批古代的著作，这就是一直流传到今天的《赐》、《书》、《诗》、《仪礼》、《春秋》五经。这些早期的书籍，当时就是以竹简的形式出现的。孔子所开创的教育活动，更打破了极少数人垄断文化知识的现象，出现了“士”的知识阶层，这反过来又促使了更多著作的出现。

                                                   帛书
写在锦帛上的书
所谓帛书，就是将文字、图象写绘于丝织品上的一种书籍形式。在纸张未发明前，帛书是和竹简同时使用的一种书籍形式。在先秦的一些著作中，往往是竹简和帛书并提，说明帛在当时已是一种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
在春秋战国时代，上层社会也普遍用缣帛作为书写著作或公文的材料。在纸纸发明以前的几百年历史中，帛书曾是书籍的主要形式之一。
中国古代的丝织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曾发现原始的丝织品和石器、陶器制成的纺轮。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已有丝、蚕、帛、桑等字。安阳殷墟中也发现过丝帛的残迹。研究证明，当时的丝织技术已很进步。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在春秋战国以前，我国古代的丝织技术已有很久的历史，它除了主要用作上层社会的衣料外，也是书写的理想材料。但由于其价格昂贵，不如竹简使用的普遍。
大约在秦至西汉间，是帛书使用最多的时期。由于丝织技术的进步，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缣帛，用于各种重要典籍、文书、信件的书写。丝织品虽是当时最轻便的书写材料，但其价格还起很昂贵的，除了上层社会以外，普通人是难以使用的。
在帛书的出土中，最有名的是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的发现。这次出土的帛书有十多种，十二万多字，用黑墨书写于丝织品上，字体有小篆和隶书。
在简策和帛书应用的时代，“篇”是竹简的单位，而“卷”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