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 66年的老三届,68年“文革”中到内蒙古上山下乡,1976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在内蒙古搞了5年文物考古工作。调回北京后在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工作,师从周绍良先生。以后又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成城大学研究了5年佛教美术。 现为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我自幼酷爱文史,杂览群书,这对以后从事古代美术史和文物鉴定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多年来,致力于佛教考古和佛教文史研究,对佛教雕刻,壁画等时代风格、地域样式注意尤多,在佛像的真伪鉴定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由于视野不断地拓宽,治学范围也随之广泛,加之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我撰写了一系列佛教文史考证的论文,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学术性。 在多年的考察和实践中,在佛教文物鉴定方面练就了一套独特专长,被学术界戏称为“能文能武”型的专家。
我的治学范围20世纪80年代主要集中在佛教文史、经籍版本考证方面,在广泛搜集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考证古代佛教史实,不囿前人旧说。多年前,撰写的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研究的论文《房山县云居寺千人邑会碑初探》,至今都是国内外学界研究辽代刻经史和北京辽代佛教史方面必读的参考资料。
对明代的方册大藏经《嘉兴藏》的研究是我致力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对其始刻年月、刻经的经过、版本特征等,我都曾下过大力气研究,许多观点是首次提出,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对古代画家的史迹稽考等文章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分别刊登在《文物》《文史》和《美术研究》等刊物上。
在日本研究数年,开阔了视野,归国后,主要侧重佛教文物的研究与辨伪,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勤于野外考察,系统、深入地对全国大部分石窟进行了调查,并实地考察了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日本、韩国等佛教遗迹,以及欧美各国博物馆,形成了自己在佛教文物研究上的独特视角,写出了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指导实践意义的论文。
如:《关于神王的探讨》刊于《敦煌学辑刊》、《易县北魏交脚菩萨像造型上的几个问题》、《河北易县发现一批石造像》、《关于河北易县八佛洼三彩罗汉的时代》、《记策勒县老达玛沟采集到的铜佛像》、《谈半跏思维菩萨像》、《吴越王造阿育王塔》、《西安安国寺密教石像考》、《敦煌榆林窟象牙龛像》、《日僧奝然在台州的模刻的旃檀佛像》、《辽代舍利石棺上的涅槃图》、《从扬子华的绘画题材看北齐皇室的腐化生活》、《云南剑川石窟造像身份再考》等。
其中,《安徽亳县咸平寺出土的佛碑像内容和流派》一文被译为朝鲜文,发表于韩国美术研究所2004年出版的《美术史论坛》。
这些论文中如《西安安国寺密教石像考》首次将出土石佛加以确切定名,对多年不确切定名的进行了更正,探讨了当年群像组合、考稽了安国寺唐代的密教活动等。《从扬子华的绘画题材看北齐皇室的腐化生活》一文在参加韩国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这些论文都是运用历史文献并结合近年出土文物写成,选题新颖,材料丰富,有些观点是首次论及提出,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反响。
在对流散的单尊铜、石佛像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有多尊在国内外学术界被封为名品的铜、石佛像竟是经不住推敲的赝品,但是,一个世纪以来,在学术界并没有人指出过疑问,还在中外各种学术著作中反复引用,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为了予以澄清,陆续写出了数种辨伪的专著和论文,单行本有《佛像的鉴定与收藏》,《中国佛像真伪识别》,《佛像的鉴藏与辨伪》.《鉴识藏传佛像》,《佛像真伪辨别》。
论文有《榆林发现的刘宋金铜佛像质疑》、《几尊可疑的辽代款佛像》、《中外所藏四尊唐代铁造像辨伪》、《近代伪造的云冈龙门样式石佛》、《发现于我国博物馆的朝鲜佛像》、《解析数尊南朝疑似佛像》、《复原历史环境判断佛像真伪》等
例如,现藏于日本的南朝元嘉十四年金铜像已被国际学术界奉为不可动摇的南朝佛像的经典之作,近年来我一连发现了好几件相同之物,且造型上也存在多处致命的破绽,推断很可能是清末民国时的伪品。文章的发表,赢得了同行的赞同,在学术上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此外,我对藏传佛像的研究起步也较早,80年代初在内蒙古从事文物工作时,就对藏传佛教的历史、建筑、文物(佛像、唐喀)等都有触及,尤其对单尊金铜佛像的时代、产地、真伪有较多的关注。论著有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喇嘛庙——佛的世界》;论文《康乾两朝宫廷造像的比较与鉴别》、《旃檀佛像的源流及样式》,《明永乐宣德朝宫廷造藏式铜佛像》《藏传佛教造像的流派和样式》,《汉藏佛教中的旃檀佛像》、《西藏早期佛像反映汉风痕迹》等。
《中国喇嘛教的遗物》刊于日文《中国密教》(日本春秋社),《西藏佛像的流派与样式》刊于日本的佛教杂志、《中国汉传、藏传及民间宗教金铜像的诸相》载于日文报告书《中国现存金铜佛的研究》。
对周边国家历史上与中国的学术的联系,也是我研究的一个关注点,研究范围涉及印度、尼泊尔、朝鲜、日本等。发表论文包括《尼泊尔佛像考察记》、《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佛教艺术交流》。
能够关注最新国际学术动态,站在学术前沿开展研究。先后翻译发表的单行本和论文有《佛像的系谱》、《从犍陀罗到日本——相貌表现与华丽的悬裳座的历史》,;《犍陀罗涅槃图的解读》宫治昭著,《关于喇嘛教的神像》,;《兜跋毗沙门天考》。还撰写了《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中“以佛像雕刻为纽带的日中文化交流”章节部分,以中日两种文字同时出版。
近年来,我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先后参加美国、日本、韩国学术研讨会,举办学术讲演。参与的重要的学术活动如:代表中国方面与日本种智院大学赖富本宏先生为首的“中国现存金铜佛的调查”课题,由日本学术振兴会提供研究经费,为期3年,2004年3月出版了研究成果报告书。
2004年4月7日——12日参加韩国“从中国美术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了论文《从扬子华等绘画题材看北齐皇室的腐败生活》,反响较大。2004年10月29日,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讲演“中国佛像名品的再检讨——欧美、日本及中国博物馆的藏品”,受到好评。
2006年5月,受台湾艺术大学邀请在台湾四所大学和国立历史博物馆作了巡徊讲演,并为公私立博物馆鉴定佛教文物,受到各界好评。
除了美术研究所的工作任务之外,还为国家文物局和地方博物馆鉴定文物和讲学,培训佛教文物鉴定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学员现已成为文博界的专业骨干,受到社会好评。应聘为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佛教文物鉴定课。此外还多次应邀为国外和港澳博物馆、公司收藏机构鉴定文物。2003年受国家文物局之邀参加专家组到美国追索走私文物等。
2000年春,协助北京警方破获一起被盗的北朝石佛首案件,犯罪人在逃,原物不知出处,佛头拨归北京石刻艺术馆。2004年春,在考察山东东营博物馆时,注意到一尊高2米高左右的名为张郭石佛造像的头部缺失,只能用复制的头部代替。经过比对,确认2000年破获的佛头正是东营博物馆的丢窃之物,现已身首完聚,此像在佛教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这种所谓缘分,实际上是专业上的深厚积累,头脑中具有敏锐的专业意识所导致的成果。
我一直认为,学术研究应该学以致用,最终目的应服务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