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炜
1965年生于北京。
198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
现居北京。
个人展览：
2004年“刘炜‘花儿’册页/纸上作品展”，Urs Meile画廊，瑞士卢塞恩。
2001年“刘炜个人作品展”，Loft画廊，法国巴黎。
1999年“刘炜个人作品展”，Jack Tilton画廊，美国纽约。
1993年“刘炜个人作品展”，Creese画廊，美国费城。
参加展览：
2005年“日，不回眸，中国当代艺术”，关渡美术馆，台北。
2004年“传统、诗意与当代感性”，刘炜，郑在东，周春芽新作展，外滩三号沪申画廊，中国上海；
“超越界线”，外滩三号沪申画廊开幕展，中国上海。
2002年“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广东美术馆，中国广州。
2001年“中国当代绘画二十年”，中国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巡展。
2000年“大声思考”，Ray Hughes画廊，澳大利亚悉尼；
“中国新面貌”，Ray Hughes画廊，澳大利亚悉尼。
吕顺
1966年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
1990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1996年现代艺术十人展，上海。
2002年从心开始油画展，徐州市油画协会。
2003年晒太阳行为艺术，南京；
时空艺术现代油画展；
宋庄画家展，北京紫云轩画廊；
乡村制造宋庄画家展，北京；
法国新印象展，法国；
中国当代百人展，北京；
不为公众展，798艺术工厂。
2004年中国当代百人展，千景画廊；
2005年第三届穿越中国国际影像艺术节，速度中国中以色列影像交流展（纪录片：《狗日子》）；
工业行动计划现场行为艺术，大庆、大同；
法国电影节，法国（纪录片：《狗日子》）；
大山子艺术节，798工厂实验艺术中心0临界工厂。
编者按：
一个人要从事艺术，必须具备两种素质：对艺术现象的敏感和清晰的思维力。艺术具有某种潜在的灵魂毒性，一旦沾染，就没有退路可循。在寻觅个人风格的阶段路途中，偶然的意见，会是终身的珍藏。
初见刘炜，少有的言辞集结了他对艺术的执着向往。他把版画当作创作的一个环节，费力费时地在每一幅版画上勾勾画画涂涂抹抹，以此消解版画的可复制性，实现对一种全新艺术形态的探索。绘画语言的踪迹极富变化，繁复而偏执，锋芒而独立，形象和场景均有潜在的讽刺性和幽默感。他对画友悉心点拨，真诚如金。吕顺，宋庄艺术家，潜心油画创作多年，将电影语言借绘画的方式表述，拓宽了油画情节性语言叙事的河流，成就物象的变体和异化过程。如刘炜所说，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相互作用的。绘画是一种行为，彼此能坦诚交换意见，不失为一种更昂贵的行为方式。
擦破时光
《大家》杂志：两位的相识有怎样的机缘呢？
吕顺（以下简称吕）：我们认识时间不算太长，自我来宋庄之后的2000年遇见刘炜。他是一个“玩”画的人，很有个性，不会作秀。我当时对他是很崇拜的，因为他绘画的个性化语言千变万化。单就绘画语言方面，我认为，宋庄的艺术家没有谁可以超过他的水平。
刘炜（以下简称刘）：谢谢。玩。我们成了朋友之后我常去吕顺画室看画，我见过他的最早的作品是《动物的快感》系列。当时不是很看好，就直言不讳批评他。我看出来的问题，就不会隐藏，其实有些话可能别人看出来却不一定会去说，那样对他的发展没有好处。
吕：《动物的快感》是我创作路途早期的作品，实际上可以说是经过表现男女嘶咬场面这一明晰的“性主题”线索，是一种原始力量的喷发，火山一样无意识的积聚结果。可以说，是一种欲望和性意识的纠结产物。到后来雕塑思考的婴儿，再转到后来腐烂的花——与性相联系的。到现在具有交相呼应感的小猪和花朵——夹杂着忧伤、自由的复杂的矛盾情绪。
刘：你现在的作品实际上也是一种性意识的延续。腐烂的花，粉色的猪，光怪陆离。比起早期的绘画好像只是性意识的锋芒收敛了一些，可供沉淀和回味的东西增多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创作欲望减弱了，而是转向一种比较“内”的东西，重量感增强了，变得更加沉稳和含蓄。冲动的感性锤炼成冷静的理性，甚至有些寡淡，但是滋味深沉了，更加大气。颜色鲜艳饱满了起来，你似乎开始找一种属于你自己的绘画语言，不会满足。
肖像 130×150cm 布面油画 1999年 刘炜
吕：是这样。我不能满足，因为我的艺术刚刚开始，我所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最终一步的初级阶段，必须认真走。
刘：你从一种原始生物本能一步步走，最终转变成理性隐喻。距离站立的原点，向后退一步，实际上是前进了一大步。单就技术层面上，比早期纯熟。
吕：做艺术作品，对我而言，是一件可以产生超快感的职业。一个想法，会忽然间蹦出来，有时候被抓住，有时候溜走。更多的时候我会等待，因为作品本身的语言呈现，需要一个适当的突破口。我希望自己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不至于在感性中迷失，在理性中湮灭。于是开始探索一种方式，一种较为弹性的方式。正如对话需要适当的平台一样，绘画需要一种基调气息和浮动的空间。
刘：你是怎么进入宋庄的？当时的状况呢？
吕：那时候没有钱找房子，搬到新店，那个房子冬天外面大雪，屋里小雪，房子里都结冰，没有钱生活，特别穷，连自己生活都成问题。境况非常窘迫，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后来又去做摄影助理，赚了些钱之后又开始画画。过年也不回家，连车票钱都没有。生活上不顺心，也没有心情不知道自己想画什么。甚至想到改行，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央视考试，一个月的工作，记忆犹新的是在车上睡觉的时间，依然找不到精神的支撑，后来我辞职了。我的朋友王庆松，是搞观念摄影的，好心要我去他那里，搬到他家之后不久，我又开始绷上画布开始画画了。
刘：画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的画面铺排，有一种宗教意识的实现。你个人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么？
吕：我想，准确地说，我是一个艺术信仰主义者，我对艺术有一种宗教式的信仰。我是学电影出身，但是出于对美术的热爱，来到宋庄以后，选择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生存方式。
刘：这段日子怎么挺过来的？
吕：无意中卖掉作品，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力量。然后我用这些钱，绷了一些画框。再加上这期间我拍了一部电影，赚了些钱，全都投到绘画中了。可是开始的时候怎么画都觉得找不到合适的路，到后来我开始在空余时间里翻看美术史，前后读了六遍，然后逐渐有了感觉。我想这种感觉，就是一种对于艺术的敏感。但是总的来说，受你的影响比较重，主要因为我喜欢你这种视觉语言营造的情境，总觉得和我的本行——电影，具有某种潜在的联系。
刘：艺术都是共通的。你学我，但是我们的风格大有不同，这就不容易。
艺术不是作秀
《大家》杂志：两位能否谈一下艺术创作行为的初始心理是怎样的？
刘：对于绘画，我从小就喜欢，对它不存在任何掺杂成分，比较单纯。然后一直坚持下来，就成了现在的我，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应有状态吧。
吕：选择摄影专业是源于最早对电影感兴趣，毕业后到中央电视台待了一段时间，离开的原因，一个是自己艺术想法成型然后破灭的失落情绪，另一个是对电视台模式生活的厌倦，骨子里不喜欢。找到绘画的心灵自留地，不经意挖了几下土，没想到越挖越深，最后竟然上不来了。它成了我精神意识感性外化的产物，或者是寄托吧，逐渐迷恋上了。好在摄影和绘画都是平面二维的，转换过程中体会更多的是语言的变化，增添了“描述”的行为方式：涂涂抹抹，一笔一划。开始时感性占上风，后来越来越理性，感性淡化开去被理性替代。
刘：我觉得应该感性理性同时并存，相互迂回才有意思，不存在替代的问题。如果画面上理性的东西过多，那么感性激情的东西就少了。就像现在中国有很多绘画都是单纯的图式，实际上无形中将创作激情消解了，这种创作行为本身不存在任何意义。而我觉得你的绘画感性的成分多。
吕：我所说的理性是对中国当代社会现状的关注度，绘画表现上采取理性分析的态度，我喜欢思考这些问题的生成和伸展。我没有你幸运，多年来我一直徘徊在绘画门外，但是好像一直都在寻找，直到我找到它。享受绘画的过程，得到精神宣泄之途。
《大家》杂志：面对中国当代艺术圈的种种现实问题，比如前卫艺术圈的秀场化的你来我往，创作上有没有什么预期外的变化。
刘：对我来说，要态度明确，学会拒绝一些东西和把握自己，知道到底想要什么。绘画绝对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人的精力终究有限，一年哪怕有十张画是满意的，我已经很满足了。
吕：对于金钱，人的欲望是不同的，如果在做好作品和赚钱两者之间选择，真诚的艺术家一定会选择前者，不受金钱的奴役。可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苟且投身于后者的商机，终其一生奋力生产艺术垃圾，或者说是商业垃圾。可以想象，他们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每次见到你的画，都很新鲜，没有固定的风格可循。
刘：我每年都会去考虑新的东西，不断尝试和试验，全力以赴开发自己的潜能。生命本身就是不断变化，所以不同时期的作品本应有所差别。版画，纸本，布面，传统的，前卫的，我不断变化的精神状况致使“无风格的风格”就是我的风格。
吕：架上绘画有三个重要元素，个性化语言，形式感，然后还有思想。中国当代艺术现状好像一直在解构，缺乏建构的力量，而我恰好相反，我喜欢去思考、探索并努力建构个人语言系统的全新元素。
绿野仙猪 200×300cm 布面油画 2006年 吕顺
形而上的渊流
《大家》杂志：自觉关注的问题牵引思维的高度和远度，可否就关注的现象谈一下与创作的关系。
刘：最近一段时间我着力创作一堆看上去“烂乎乎”的风景，给人第一视觉不是很舒服。传统的纯粹风景实际是心理风景的外化，为山水显现应有的完美姿态，几乎都是围绕完美风景来做文章。而我的风景是“反风景”，有些另类，错位芜杂，近处看不出什么形状，全是零乱线条的短兵相接。我想风景可涵盖的东西太多了，不单单是纯环境。社会风景、问题风景，人、物、事件、生存、现象同样也可以是风景的一种内在格局。
吕：这种反讽的绘画语言实际上帮你走出了传统窠臼，作品便有了新锐的现实意义。其实高科技对人与自然的伤害具有社会形态进步的必要性，而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越来越明确，不论人文话语还是艺术生态都需要重整程序，人类应有的自省不应长久栖息在科技伤害的骨体之中。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后现代，所谓的后现代是西方后现代的翻版，不是中国本土的概念。艺术到了后启蒙时代，多元化、全球化、科技对人类对自然的伤害不可胜数，艺术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新时期的冲击下，树立起中国美术真正的当代性。
刘：是啊，可能我更愿意尊崇近代画家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鲜明特点，要么抽取中国本土民间精华，要么汲取西方表现语言，能够做到借鉴得自然清新，具有敏锐的创造力和清晰的绘画思路。做艺术，必须要有个人的东西，个性化的东西，然后斩钉截铁地进展它。
吕：我早期研究过八大、金农，包括张大千、齐白石，更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的东西。学而不会变通，终究还是别人的。架上绘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要实现新的东西相对有难度。
刘：西方的艺术家我最尊崇毕加索，他有旺盛的精力和惊人的创造力，还有培根，透过他的画，看到的决不是内心的浮躁，而是一种难得的冷静，一种理性营造的生命的超快感。
吕：在作品中，我把猪和花放在一起，有种说不清楚的矛盾的东西。画面上注意用光的处理，会不知不觉靠近电影的视觉，我的本行。可能人所探索的，正是他拥有的某种潜在质素。你能沉下去越深，画面就越扎实。作画如做作人，坚决不能浮躁。
风景 99×184cm 纸本综合材料 2005年 刘炜
玩与品质
《大家》杂志：在“玩”中找到自己，面对自己，认识自己。玩画实际上走入一种高级的绘画状态，将技法藏于轻松面孔之下。品质和玩之间，应该不是矛盾的两面。
吕：玩，涵盖一些内在的东西比如责任。理性地玩，是应有的创作心态。
刘：高高兴兴地玩之后，转过身来真诚创作作品，实际上是以一个更高标准来做。艺术贵在一个“品”字，其中涵盖了许多东西。品味，品茶，品画，品人。玩其实也需要一个尺度，需要智慧。
《大家》杂志：我注意到吕顺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多是无法辨认国别的抽象面孔。我想你着重把握的是人本身，而不在于他是哪个国别的人。人物身份的模糊化，恰好帮助你找到了事物所具有的共同属性。包括到后来的小猪，也具有人性化语言。
吕：我一直信奉“画如其人”。所以要画好画，必须先学会做人。我觉得真正的艺术家应当如“天使”关照人类，许多事物在他们眼中都被人性化了。在我的语言系统中，从来不把猪当猪画，猪实际上在我的绘画语言中成了一种具有高贵的忧伤情绪的生灵。
刘：泛生灵的人性化表述。
吕：我的绘画的过渡期，是一组表述腐烂的宗教忧伤情绪的花。这其中同样是性主题的延续。在大工业社会，我力图刻画一个时代的精神记忆。现在的系列也是花的情节化延伸。
《大家》杂志：我在你的近作中看到的是神话的异化倾向。想到古希腊罗马神话场景，不同的是你把森林女神异化成了粉色小猪，有着各种姿势的。这其实是一种映射，也是调侃。让人想到“万物有灵论”。你对于他物赋予高贵的同情暗合了灵魂深处万物平等的观念，一种“泛爱万物”率性的生命体验。艺术需要想象的成分也有逻辑成分，一句格言说得好，完美的逻辑从文不对题的前提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并不可信。艺术的可行与否，需存在一个前提。就两位的艺术而言，认为创作的前提是什么？
吕：就我而言，可能是一种生命体验的成立，关于艺术理性主义的思考。可能之前，我考虑更多的是动物本能的原始矛盾，捕捉生命感性情绪的快感。当时年轻气盛，对形式语言的表达实际上有一种强烈愿望，存在于潜意识本能的支配之中。而现在，集中在生命深层次的概念化隐喻，用幻象形式的高级化转换原初本能窒息的沉沦。或者说，寻找到带有个人符号化的思维空间，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得以延续和深入的体验。对待艺术，对待生活，凭借更加理性的广角的全球意识去思考现有的艺术问题，持有一个理性态度是必需的。
刘：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有兴趣的话，我会积极去做，没有兴趣坚决不会去做。每天如果只有十分钟感觉，我就去工作。其他的时间我会选择其他的事情，与绘画无关。我有很多的未完成稿，不继续下去可能是因为我的感觉还没有让我达到一个满意程度。而我现在的思维同以往的完全不同，可能作品在完成过程中，要经过几次思想的节点，作品的最终呈现很有可能有悖于初衷，初始想法在创作过程中被自己不断地否定，然而这个过程是凝聚了思考力量的，属于升华的过程。比如对一座楼房有感觉，会思考如何将它移至平面，更合适地显现意图。
后记
一个人的艺术状态，如果赢得了对于生命空间和艺术道路的理解，那么他在途中不经意所走的支路，是成就他现在的必经路段。一种风格的形成，必然伴随某种初始的冲动成分，而更珍贵的，是萌生于冲动之后冷静、理性的结构姿态。这种理性的爆发往往会连接一场“超快感”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