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 临帖 扇面 金笺 草书
明末清初,是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李自成闯军进驻皇城、满洲骑兵入主北京,大明皇朝彻底土崩瓦解了。这一连串的事件给传统的汉族文人士大夫予沉痛打击。异族的统治,使得多数知识分子无论是从个人良心上,还是从社会责任感上,都受到巨大刺激。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传统文人恪于节操,选择了自杀(如倪元璐)或者起兵抵抗而殉国(如黄道周),来表达自己的道德信仰以及对明王朝的忠诚。
随着清政权入主中原后从原先军事征服逐步走向稳定统治,统治者通过继承汉族文化的做法来稳定秩序。但各地的反清活动仍在持续,汉族文人在思想文化上对满族政权的统治并未接受,明末以来盛行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个性表现和自我意识与突出的民族矛盾结合在一起,形成这一时期文化思想界的主导潮流。在书法艺术方面,晚明书法的风格特点在清初由明朝降臣组成的入世书家及明代遗民组成的避世书家继续顽强地保持和传承着。
一、王铎与贰臣书家
在这朝代更替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或出于自身的需要,或出于无奈的选择,采取了投靠新主的做法,做了贰臣,如钱谦益、王铎、吴伟业、周亮工、龚鼎孳等。在这些降清的官僚士大夫中,其中不乏精通书法者,于是晚明的书法风格便随着这些人的改换门庭又延续到了清朝。这类人,虽被授以高官,但并未得到彻底的信任和重用,他们多任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职,在政治上一切得处处小心、事事谨慎。这种压抑的政治处境,使得这部分艺术家在入清以后显得满心抑郁而心灵无比颓废,终日不得舒畅的心绪又促使了他们只能将人生理想转寄书画,并藉此以求得某种心灵上的解脱。“这种艺术化的生活,一方面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不会引起异族统治者的敏感和猜忌;同时也使这些生活在冷落歧视之中的知识分子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安慰,并找到自身的价值。”(刘恒语)
不论从历史的发展,还是从书法艺术本体的发展脉络看,清代书法的开篇,显然是由明末而起。清初书法的发展基本沿承了明末书风,所以这一时期书家的艺术创作,大多依然固守明代中叶兴起的浪漫主义色彩。虽说表面上依稀可见书家那种强烈的个性体现,但或者此间受到了时政影响而显得多少有些拘谨。事实上,明末书法艺术的发展,因面临改朝换代等历史变故之实,艺术家思想的变幻莫测既表现在对政治上的把持不定,同时也表现在对艺术创作理解的某种无可奈何和落拓不羁。王铎无疑是这类书家的代表人物。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在风格上应该是一位属于明代的书法家,但在明亡之前,他的书艺似乎并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入清后虽位居高位,但并未获得信任和重用。压抑的政治环境造就了王铎书艺的飞跃。
王铎自幼学书,广采博收,研习“二王”和米芾的书风,并以此作为自己深入传统的切人点和树立个人风格的突破口,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提炼并强化自己的书写习惯和面目,创造了被后世称为“连绵草”的独家书风。他对米芾书法所特有的跳宕笔法和欹侧字形有独到领悟,将米书特征作了尽情的发挥和别出心裁的演绎,从而在字形、章法、墨色等方面形成具有突出个性的独有风貌,使自己的书法艺术走向成熟。他讲求个性的张扬,作书结构变化跌宕,点画或墨韵淋漓,但浓枯有致,燥润相宜;字形虽奇斜错落,却气韵连贯,虚实浑然;他又十分注重形式的夸张而讲究线条的表现,因而逸趣横溢。这种晚明变革书派所特有的艺术风貌,经过王铎的创造性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更成熟的高度。
入清以后的王铎,失去了自由狂放的心态,因而其书法,逐渐失去了明末那种飞腾跳掷和纵横淋漓,尽管在技法上更趋娴熟稳定,但毕竟少了几分自由放肆,多了一些老成持重与平和雍容。书法只能成为他一种排遣闲闷和失落感、显示技巧才能的手段了。由于王铎的人生际遇,也许只有像“连绵草”那种极具个性张扬和表现力的书法形式,才能彻底反映出王氏本人沦为贰臣后的复杂心情,才能很好地通过笔墨释解他在入清后虽身居高位却不为世所重乃至遭人鄙夷的双重心态。
当然,在这个朝代改换时期的书坛上,除王铎外,还有一些书家也通过自己的创作和影响而起到不小作用。“事实上,这是一个由明朝降臣组成的群体,他们将汉族文人生活中的艺术活动带到满族朝廷之中,并且影响了擅长骑射、性格粗蛮的满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兴趣和喜好。”(刘恒语)
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年号蒙叟、东涧老人,江苏常熟人,入清后得到的待遇与王铎大致相同,虽不以书法著称,但在书法上的功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书用笔遒劲流畅,结字布局亦工稳妥帖,在娴熟的书写过程中,透露出潇洒轻松的书卷气息。
吴伟业(1609~1671年),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博学多才,在明清之际与钱谦益同为东南一带的文人领袖,书法平和流畅,“姿态静逸,极有韵致”,是地道的文人字。
吴伟业 五言律诗
轴 绫本 行书
周亮工(1612~1672年),字元亮,号缄斋、栎园,河南开封人,在明末清初的文化艺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书用笔瘦硬遒劲,结体不斤斤于匀称工整,而出以枯淡拙朴之姿,具有一种古雅奇崛的趣味。
龚鼎孳(1615~1674年),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书法本属明末帖学一路,但因其才华宏肆,性情豪放,故能克服帖学靡弱之缺限,下笔潇洒流畅,点画坚实圆厚,结字雍容端整,显露出精湛的功力。
周亮工 七言绝句
轴 纸本 行书
二、傅山与遗民书家
在清军进入中原并取代明朝的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人,抱有强烈的民族感情,面对异族的统治,他们抗争既不能,帮凶又不屑,于是归隐民间。在关乎自身命运、现实生活、民族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一种无奈的选择。
然而,在被迫面临文化的抉择时,出于汉本位的思想,遗民们毅然选择了儒家的文化传统,肩负起延续与发展汉文化的神圣使命,通过保持和发扬文化传统来维持汉民族的自尊和优越感。遗民从出于道德热情而狂热到因理性审视而冷漠,从极端的义愤到责任的承担再到汉本位文化的重建设——这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和最有效的坚持。而作为士群体表达思想、气节和寄托情感的诗文书画变得尤为具有价值和意义。这些遗民艺术家以其峭拔孤傲的人格力量和瑰丽奇异的艺术风格,对后世的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傅山、陈洪绶、万寿祺、归庄、查士标、宋曹、朱耷、原济,这一连串的名字构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绚丽多彩的一页。
傅山(1607~1684年),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别号甚多,山西太原人。早年因从事反清活动被捕入狱,经友人多方营救得以生还后,退隐山林,潜心学术研究和书画创作。“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他的书法重真性情,强调气势,风格古拙大度,时时处处都表现出孤傲不群的性格。傅山书法秉承了晚明以来摆脱技法规则束缚、注重个性宣泄的特征,并把这种追求发展到极致。其楷书得力于颜真卿,吸取了颜体楷书博大庄严、神凝气重的精神风貌,用笔、结体细节则一任己意发挥,全无描头画脚的拘谨和工整平稳的造作之态。行书则潇洒自然,从容不迫,于不精意中见其真趣。至于草书,成就最高,恣意挥洒,气势澎湃,从点画形态到章法布局,都不受任何成法制约,大笔浓墨,纵横牵绕。在迅疾飞舞的线条中,处处表现出随机应变的创造欲望和颠狂不羁的人格力量。
傅山作为明室忠臣,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使得他无法与满族君臣共谋,气节的保全在当时被国人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纲纪。于是,固守人格气节成了傅山作为遗民入清后的人生首选。“作书之人首要之本乃在做人”、“一旦大节有亏,则笔墨不足补其缺”,作为遗民的傅山,本是一个清高倔强之人,入清以后,遗民的身份更为他带来极高的名声和世人的尊敬。
普荷(1593~1673年),原名唐泰,字大来,出家后改名普荷,号担当,云南晋宁人。其书法从董其昌入手,深得董氏三昧,并融入诗情禅理,愈显豪放恣肆,锋芒毕出,流露出浓郁的故国山河之思和黍离麦秀之感。
陈洪绶(1599~1652年),字章侯,号老莲、悔迟等,浙江诸暨人。入清后一度出家为僧,其书法瘦峭拔挺,用笔不拘成法而有遒劲生动之致,在结体上字形瘦长,笔画舒展,疏密短长各随其势,毫无摆放造作之态,风格洒脱奔放,点划颇有装饰性,构架结体也具明显的刻画效果。
万寿祺(1603~1652年),字介若,号年少,江苏徐州人。曾参加抗清活动,后托迹佛门,易衣僧服。其书法以小楷见长,亦擅行书。其楷书不似寻常作此书体者以整饬工细为能事,而是追求自然率真的意趣,用笔轻松舒展,结字富于大小疏密变化,不受方严整齐的束缚,整体风貌接近于黄道周小楷奇峭峻拔的情态,流露出晚明士大夫潇散自由的审美追求和卓然不群的遗民心态。
归庄(1613~1673),字玄恭,号恒轩,江苏昆山人。曾参加抗清活动,后改僧装流亡,佯狂保身。其书取法王羲之、智永,并从中变化求脱。以行草见长,所作或流畅蕴藉,或纵肆跌宕,无不与其狂怪奇峭的性格相符合。
查士标(1615~1698年),字二瞻,号梅壑,安徽休宁人。入清后不仕,以布衣终身。其书法深得董其昌精髓,用笔轻松流畅,结体雍容秀媚,不仅与其疏秀淡雅的画风相和谐,更表现出其优游山水、寄情翰墨的生活追求。
宋曹(1620~1701年),字邡臣,一作彬臣,号射陵,江苏盐城人。入清后隐居不仕,以诗文书法自娱。其书取法于孙过庭、怀素,以草书见长,用笔圆厚流转,不强求提按顿挫,点画字形连贯而下,气势流畅充溢,痛快爽利,带有受晚明新书风影响的痕迹,具有一种粗犷质朴的气息。
朱耷(1626~1705年),字雪个,号八大山人,江西南昌人。本为明朝宗室,自然不会与清廷合作。其书法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其书法一反常态,在古人原有的丰富技巧形态中刻意追寻一种单纯质朴、大智若愚的精神状态。他书学钟、王、颜、董,行、草最具特点,善用秃笔、藏锋,线条粗细均匀,转折圆转,布置大小参差,偏正求正。结体端庄,平稳而少有起伏,直率而少顿挫,在奇曲变化的面目中,散发出一股高古浑穆的典雅气派。
原济(1642~1710年),原名朱若极,号石涛、大涤子,广西全州人。虽入清时还是个婴儿,但其朱明皇室的血统注定了他及长后难以与清朝合作,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列入明遗民的范畴。他以画知名,亦精书法,每画必题,或真、或隶、或行,极尽变化。其真书多含隶意,有六朝写经体之体势、造像碑之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