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详”题记壶
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与成熟，与社会群体价值观念、审美时尚密切相关；艺术风格的延续与变异、艺术内涵的丰富与深邃，也和这门艺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流行与普及程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朝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态度，自由与开明的社会风气，以及统治阶层的竭力倡导，反映在书法艺术领域，是古典与流行的同步，是崇尚法理与表现性情的兼容。这种宽松的艺术氛围，造成了有唐一代艺术思想与作品风格的多极化，也孕育了长沙窑书法，使之成为唐代书法史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一、璀璨的宝库
唐朝是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灿烂的时代。在大唐280多年的历史里，涌现出了众多流芳千古的书法巨匠与璀璨耀眼的名碑名帖。而唐代的民间书法，也同样占据着中国书法史的重要位置。如流传于西域的敦煌写经，出土于北方的大量墓志，那些由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书家与僧侣创造的经典，与名碑名帖一道共同谱写了大唐书法恢弘壮观的交响乐章。而长沙窑书法的发现，又为我们开启了这个辉煌时代散逸于南方民间的书法宝库。正是由于这一宝库的发现，从地域上与内容形式上充实了一个时代艺术风格的整体构架，使大唐书法变得更加丰满、完整与立体。透过不胜枚举的民间书法与灿若星辰的著名书迹，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描绘大唐书法艺术发展过程的波澜壮阔的全景画卷。
就已经出土的长沙窑器物来看，无论是从作品数量的宏富还是书体类型的多元，亦或是从书写材料的创造性还是从风格的多样性上权量，长沙窑书法都堪称唐代民间书法的瑰宝。
自建国初期到现在，陆续发掘出土和国外公私收藏并已著录的长沙窑（不包括“黑石号”沉船所载瓷器）中含有文字铭文的瓷器共有200余件，除同文互见外，总字数约2200字；书写内容涉及诗歌、联句、单句、单字、广告、名称、吉语、纪年、价格、外文等体例。这中间，诗词内容的书法作品约100余首，联句和单句约30余组，诗词与题句多为不曾见诸文献的唐代民间文学作品。器物上的诗文，有的阐述佛理道义与处世哲学，有的书写俗语民谚与婚姻爱情，大都通俗易懂、明白而晓畅，反映了当时大众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生存状态，其广泛的书写内容与其他任何朝代的传世作品相比都是罕见的。
长沙窑书法除了存世作品众多，书写内容广泛，其艺术价值更主要的体现在对书法材料、表现方式、内容以及风格的可贵拓展：
其一，将诗词等文学作品以书法艺术的形式装饰瓷器，是长沙窑的一大创造。虽然早在半坡、河姆渡时期，以及后来的商周时期就有在陶器上书写的例证，但是借用瓷器这个载体，大批量地、有意识地进行书法创作，毫无疑问，长沙窑书法具有开创历史先河的意义。
其二，除了在瓷器上书写外，不少作品是直接镌刻在器物上的，也有刻成模具后套模烧制而成的，这种多元的表现形式也是长沙窑书法的特色。这类作品，大多刀法流畅，线条简朴；或融合汉隶的古穆苍浑，或兼备简帛的简易率捷，其中不少作品中渗透出来的气息甚至直追汉代画像与砖刻书法的风韵。
其三，现存的长沙窑作品中，行书（包括行草）作品为数众多，同时也有不少楷书、草书、隶书甚至篆书作品，书法体式兼备、风格变化多端。当你抹去岁月的尘埃仔细端详它们时，你会看到颜鲁公的圆浑、欧阳询的险峭、李北海的宽博、怀素的率真，你会惊诧于这些民间书家对法理的超逸，你会震慑于字里行间释放出来的佛教的光芒……
青釉“会畅六年”铭文扑满
“悬钓之鱼悔不忍饥”题记壶
二、法理的超逸
如果说书法可以比喻为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几千年历史的脉络，那么在今天看来，这条脉络始终是围绕这两条线索展开的。一如国家政体中存在的朝野之分，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也存在着正统与民间的分野。考量书法的书体、形式与风格的变迁过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这种分野不仅仅显示着差异与对立，也不能肤浅的理解为艺术层次上的分别；更多的，这两种不同方式的存在事实上上演着一出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精彩剧目。伴随着艺术史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同化与异化交织嬗变，从而使得书法的发展时刻孕育着蓬勃的生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绽放出绚丽耀眼的色彩，不断孕育出新的艺术形式，显现出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力。
长沙窑书法以其丰厚的蕴藏，向世人传递出来的正是这种融合与创造的消息。
作为“唐人尚法”的代表书家之一——欧阳询的书法在唐代以至当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书风劲健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长沙窑书法作品中，不少作品反映了这位“太子率更令”对当时书坛的影响。如行书“悬钓之鱼悔不忍饥”，明显与欧阳询的名作《张翰帖》相关联，笔势劲健，转折分明，既有欧字法度森严的紧凑，又有书写者任情率意的舒展。
身为太守的李邕（李北海），其传世名作《麓山寺碑》迄今仍屹立在长沙岳麓山下。他以行书写碑，影响很大，堪称“碑版照四裔”。据载他“人奉金帛以请，前后所受巨万计”，这侧面反映出李北海书法流传的广泛与地位的尊崇。在现存的长沙窑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影子，如行书“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日不相思”等等。“北海如象”，那种开张的结构与雄强的笔触，那种盛大与敦朴的气质，在民间工匠们的手里得到了自然的流露与夸张的再现。
长沙窑书法除了深受当时主流书法的影响、作品中时刻迸发出经典的闪光以外，更多的，是书写者性情的自由抒发，是超逸法理的创造意识的显现。这种抒发与显现既表现在随型布局的个性化的形式处理上，也表现在不拘常规肆意纵情的点画生成中。试看行书“悬钓之鱼悔不忍饥”的“悬”字，结字一反常理，笔画多处反密集，笔画疏处反开张，紧上松下，导出势如利刃的惊鸿一撇，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通篇布局呈中心放射状延展，更是独出心裁。再如行书“一别行千里”中的“行”字双人旁两撇的强烈对比、“期”字最后的破格一划、“无”字超长的一横，不拘常规，纵横恣意，都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普通工匠们胆敢独造的精神。
诚然，如果用传统的技巧理论来衡量，作为工匠之书，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存在着完整性与精密性的缺失。但这丝毫不损伤其作为书法艺术存在的价值。相反，正因为民间书写者自由的创作心态使得作品中不时迸发出新鲜的艺术语言，而这些语言，对后世的书家及书法风格的出现直接和间接地起了诱发与催生的作用。我们试看“珍极香浓”铭文碗残片，其笔意与五代杨凝式的《韭花帖》里洋溢着的舒朗醇和、清秀洒脱的气息是何其的接近；而瓷壶题诗“去岁无田种”及“寒食元无火”二件作品，横向取势，让头舒足，与宋代倡导“尚意”书风的苏轼、黄庭坚似乎也存在着某种意趣上的契合。我们固然不能武断地推论他们之间有着直接的延承关系，然而谁又能说，这些出自普通工匠之手率意偶成的神来之笔没有为后世的书法创新提供宝贵的启迪呢！
三、禅风的弘扬
翻开书法历史，毫无疑问，唐朝是标志着楷书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汉字演变已经定型，汉字的实用性与技巧性发展到了极致，至今人们顶礼膜拜的四大楷书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有三家出自唐代。然而，有趣的是，同样是以“尚法”著称的唐朝，却更加盛行着将书法艺术的表现性推向极致的行草书。而且这些行草书的创作队伍中，许多都是僧人书家，如：怀素、高闲、光、亚栖、梦龟、贯休等。他们与官宦名流交往，“畅叙幽情”；在切磋技艺的同时，也一道参详着书法的“禅机”。名流的书法沾染了禅僧的趣旨，禅僧的书法也得到了经典的洗礼。唐朝书法这种僧俗相融的现象，是与佛教在唐代的影响密不可分的。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大诗人杜牧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形容的是六朝时期的佛门盛况。到了唐朝，尤其是中、晚唐，颂佛谈禅，已经是街头巷尾再寻常不过的声音了。唐王朝重视对佛教的利用，自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起就开始组织译场，大规模地推行佛经翻译活动，使得佛教在唐朝日益宏大；而禅宗的崛起，更让佛教在本土化的进程中得到了空前的发扬。直到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前，佛寺禅院在全国已经发展到数千座之多，仅长沙就有道林寺、密印寺、石霜寺、开福寺、铁佛寺、马祖道场、泐潭寺、元门寺、顺庆寺、道吾寺等一大批佛寺。一种宗教如此普及，自然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书法，不论朝野，也处处沾染了释家浓郁的香火气味，时时可听到“法语欢腾”的禅唱。
长沙窑出土的瓷器当中，就有不少反映佛教题材的作品。如“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又如“忍辱成端政（正），多嗔作毒蛇。若人不逞恶，必得上三车”。这些都反映了佛教劝善与因缘果报的思想。还有许多的例子，如普通的碗底时常写有“佛”字或者“ ”字，为寺庙制作的瓷具上甚至有“弟子某某”之类的署名。长沙窑书法虽然出自普通匠人之手，但在这浓厚的禅佛气氛的笼罩下，作品中也时刻显现出识心见性、见性忘情的思想与任情挥洒、解衣般礴的审美趣旨。
釉下褐彩行书作品“小小竹林子，还生小小枝。将来作笔管，书得五言诗”，纯以中锋用笔、匀速缓和，笔调轻松，字里行间，可以想见作者当时闲适无拘的创作情态。作品虽没有细腻精到的笔法，却朴拙不雕，自有一股冲和静逸的气韵，这与明清交际的八大山人、近代的弘一法师的境界有些仿佛。“书法犹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手所传”（释光），这种表面不计工拙之作，不正体现了这种“心源”的“了悟”么。
再看草书五言诗“年年同闻阁”，很自然地令我们联想到了唐朝著名的狂僧怀素。中唐以后禅宗盛行，尤其是“呵佛骂祖”狂禅之风的兴起，禅僧找到了草书这一最富表现力的书体，作为独照性灵、抒发禅意的最佳载体。“篆书朴，隶书俗，草书贵在无拘束”（吴融《赠光上人草书歌》），佛门的清苦孤寂和森严戒律使禅僧渴求超逸与自在，于是借狂草如龙蛇奔走、风驰电掣的线条，凸显生命意识、印证真如本心。这幅书写在褐彩水壶上面的狂草作品，随形布局、任情挥洒。那枯湿相间、跌宕起伏，连绵不断、振迅天真的运动，不正隐含着照见本心的禅机，不正是对生命的纵情讴歌么！
可敬可叹的中国书法，经过几千年的陶冶熔铸，积淀下灿烂文明的同时，传统的磁场也紧紧地统摄着全盘。不可否认，文化个性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本该张扬的人格魅力越来越趋向于僵硬与刻板，变成一种传承性的定式。“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