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的波伏瓦　图/黄荭

1978年巴黎知识界聚会，右三为罗兰·巴特，右四为克里斯蒂娃，左五为克里斯蒂娃的丈夫菲利普·索列尔斯　图/高宣扬
宗教带给人的快乐不只是精神上的
南方周末：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在这方面，你和波伏瓦有什么区别？
克里斯蒂娃：我不能简单地讲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我自己认为我更多的是一个邓斯·司各特主义者。邓斯·司各特是中世纪的一个思想家，他认为重要的是个体的思想而不是团体的和一般的思想。所以，波伏瓦关注的是全体女性的境遇，是一般妇女的基本条件，是关心男女平等问题，而我关心的是女性个体的生存境遇，尤其是她们的天才和天分。我在《女性天才系列》中强调的也是女性个体的创造性和她们带给世界的贡献。
南方周末：罗兰·巴特在后期放弃了结构主义，然后转向了对文本的愉悦释读，这样的一个研究转变，其原因是什么？
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他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和非常谦虚的人。一般的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与老师的思想是一样的，而罗兰·巴特却希望学生的思想跟他不一样。他对自己学生的想法和理念一向都非常感兴趣，有些时候他会从他的学生们那里得到一些想法，他也经常夸奖他们，觉得他们的想法很了不起。实际上罗兰·巴特是一个很慷慨的人，当初他发现了我对这种跨文本分析有一些很好的理念，他就很谦虚地说支持我的理念。实际上这种想法他也可以自己创造，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但他很肯定我在这方面的想法，并谦虚地说，这是我的贡献。
南方周末：你最近的书里谈到了宗教、天主教、修女、爱、圣爱等宗教话题，这些话题在法国一向是和自由主义对立的。这是否说明你的立场发生了一些改变？
克里斯蒂娃：从前我是结构主义者，同时也是人道主义者，现在我是后结构主义者，也是后人道主义者。但是我从来没有任何信仰。为此，我要解释我为什么走了这样一条路。1966年我和另外一个保加利亚学者得到了奖学金来到巴黎，为法国带来了莫斯科和东欧的结构主义。
我在接触结构主义的时候发现，这种做法可以让我理解一些很有意思的道理和体系，但是我总觉得其中也蕴含着一些无法解释的方面，比如说对待历史的态度，在看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还要看这篇文章是写给谁的，从它的环境和背景出发才能完全理解它。后来，我认为只有通过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才能真正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了解一篇文章或一个道理。
以前的结构主义者用的材料一般不是大文章，而是很简单的对话和词句。我自己却想分析一些长一点、复杂一点的文章，后来就开始写小说、诗歌和与宗教有关的东西。我开始研究爱情，后来也写了一本书，中文译为《爱情传奇》，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了解什么是感情的。关于那些恐怖、激烈的东西，我也写了一本书叫《恐怖的权力：论卑贱》。
在宗教研究方面，我是新的人道主义者，但是我和法国古典时期的人道主义者有很大区别，他们只对一些宗教极端分子控制妇女的性欲有很大批评，我也赞成这样的批评，但我的想法不仅仅是这样而已。18世纪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努力去了解宗教的根本特征，他们对宗教的好的一面没有进行研究。我认为宗教给人们带来的快乐，不只是精神上的，而且也包括身体上或物质上的快感。所以，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宗教在人的精神和肉体方面的深刻影响，我对天主教的修女很感兴趣，也通过她们来了解宗教的好的一面。修女虽然没有爱情和性的经验，但是她们拥有对上帝的爱，这种爱是精神上的爱，同时也包含身体方面的奇特感受，和普通人的爱情是不同的。我想，这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文化价值。
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土葬
南方周末：怎么看待你的故乡保加利亚的变化？
克里斯蒂娃：保加利亚过去受到苏联很大的影响，1989年以后，又过于仓促而迅速地进入市场经济中，由于这个过程太快、太猛、太急，没有像中国一样有一个很好的过渡，所以造成了很多经济问题，并且都是非常深刻的危机，到现在后遗症很多。欧洲正在帮助保加利亚重新建立它的体制，我个人也非常希望保加利亚能够走出困境。中国有共产主义体制（计划经济——编者注）的遗留，然后又一步步进入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这两种势力的均衡可能是比较和谐的，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南方周末：你说，作家、翻译家都是“外国人”。这是什么意思？你写了许多学术著作，为什么还写了许多文学作品和小说？
克里斯蒂娃：我以前写过的一本书叫做《自己的外人》，我觉得这种对自己来说是“外国人”的感觉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也跟我个人的生活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本来是保加利亚人，到了法国以后，我自己也觉得好像不管走到哪里都跟没有国籍一样，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是个“外国人”。我认为从某一个观点来看，所有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现象，从政治的理念来看，我们可以说都是“外国人”。当然这种想法在心理医学或精神分析学里也有很多的意思。比如说，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本来并不真正了解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自己不大承认也不愿意看到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为了跟别人相处、沟通和交流等等，我们先必须把自己理念中看不到或不想看的部分看清楚，这样才有办法跟其他人交流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写书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外国的异常的感觉。这种感觉有两个作家表达得非常好。一个是马拉梅，他在写诗歌的时候，他认为,什么是诗歌？诗歌必须是个新的东西，必须是完全新的东西，也是一种在语言之外而不是在语言之内的东西。另外的一个作家是普鲁斯特，他也认为一本书是用来表现一些内在的感觉，就跟谜语一样，一般来说我们是没法了解这些感觉的，所以我们通过写书的方式来表达这些感觉和道理。
1989年，在柏林墙倒塌的三个月前，我的父亲死在保加利亚的一家医院里。当时的保加利亚，所使用的手术设备和手段不是很先进。我父亲的那一次手术就出现了问题。他的葬礼是在1989年9月举行的，11月，柏林墙就被推倒了。我父亲是一个传统而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却被告知不能土葬。因为当时为了规避宗教仪式，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土葬。我曾经想付钱给墓园，用法币或美元都可以，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必须要先死，他们才能把父亲葬在我旁边。最后，他还是被火葬了，尽管这违背了他的遗愿。你能想象对我来说这是多么糟糕的处境。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到了写这样一篇小说的紧迫性，这本书就是1991年出版的侦探小说《老人与狼》。
（感谢高宣扬教授对本文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