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0年至1920年的10年间，种族主义观念在中产阶级中变得非常普遍，在上世纪20年代，有些理论家开始讨论种族在艺术创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试图证明艺术作品的类型是由创作者的种族所决定的，但是在德国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中，还能看到在30年代可能被抨击为“堕落”的现代艺术、文学、电影和音乐。德国现代艺术的星期和活跃是由发生在柏林、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的一系列事件促成的，像“桥社”和“青骑士”团体的出现、艺术家纷纷投稿的重要期刊等等，而德国艺术家和作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描述也奠定了德国表现主义的基调和特点，有些艺术家和作家例如“桥社”也描述了很多他们从人种博物馆（Dresden Volkerkunde-Museum）接触到的像非洲木雕和墙饰以及海洋国家人民的生活这样的异国情调的内容。

而一些“荒唐怪诞”的艺术也为像包尔(Hugo Ball)，Alfred Döblin和Wieland Herzfelde这样的诗人和作家提供了创作的灵感，随着一战的发展，很多德国的前卫艺术开始变得与社会大众越来越格格不入，普通的德国民众在战争期间大量接触并能够接受国家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德国在一战经历了战败的耻辱并且要承受巨额的战争赔款，这给德国摇摇欲坠的经济雪上加霜。像表现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等等艺术创作的思潮经常被这个已经士气低沉的国家认为是精英、知识分子以及外国人的东西，也经常将之与崩溃的经济相联系，他们认为自己战败是因为犹太人以及共产主义的国际阴谋造成的。很多前卫艺术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继续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并且通过他们的艺术作品来让大众知道他们的观点，而这些更加抽象的艺术运动具有的国际性还有政治斗争的逐步激烈，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激进好斗的国家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可见的抨击对象，甚至是已经进入主流文化的包豪斯以及开始不断展出前卫艺术的德国国家美术馆也不能幸免。

诗人包尔（Hugo Ball) 1916年在瑞士苏黎世开了一家有歌舞表演的伏尔泰（Voltaire）咖啡馆作为年青的独立诗人/ 画家和音乐家的聚会地以后，达达（Dada）运动自动发展成为一个文学运动。
艾弗烈·德布林（Alfred Döblin，1878—1957），德国小说家和短论作家。曾在柏林大学和弗赖堡大学习医，专长是精神病学。
赫兹非德( Wieland Herzfelde)，用了类似达达的手段，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革命立场，并反对现政府。他利用邮递员职务之便，销毁来自战场的信件，希望以此来激怒与前线失去联系的民众对现政府的愤怒。

伴随着重要的艺术创作形式的发展，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例如Max Nordau1892年的著作《Entartung (Degeneration)》就再次受到了人们的追捧，Max Nordau（1849-1923）是一位犹太人，也是一位社会批评家，在他的这部著作中抨击了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s）、象征主义（Symbolism）、易卜生（Henrik Ibsen）、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等人以证明传统德国文化的优越性，1895年，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写了一篇犀利而又精彩的评论来批评Nordau的著作，也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很不幸的是这些评论在纳粹哲学家那里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Entartung》以及其他的种族主义著作基本都持有这样一个观点：19世纪的现实主义绘画创作代表了真正的雅利安艺术的悠久传统，而这样的观点获得国会多数人支持之前，很多对现代艺术不满的理论家以及言论家就已经在不断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以让公众知道“好的德国艺术（good German art）”如今正在不断的被堕落的（degenerates）、犹太人的还有其他各种潜在的影响所侵蚀，前卫艺术家被认为等同于神经病，和犹太人属于同一种类。德国的一些精神病学研究认为犹太人天生就是退化堕落的人，而且犹太人更容易受到疯狂行为的感染和影响。关于“堕落”与“健康”的分类最早出现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成为了评论“前卫艺术”与“传统艺术”的标准。
在德国的美术馆中对前卫艺术进行抵制的浪潮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德国艺术委员会（Deutsche Kunstgesellschaft）的成立为标志，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以共同的行动发对堕落的艺术”，他们也致力于宣传“纯粹德国人的以及反映德国人精神的艺术”，他们冲击了有贝克曼、格罗兹参加以及其他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艺术”的展览，1927年，德国纳粹文化政策的缔造者阿尔弗雷德·卢森堡（Alfred Rosenberg）成立了德国文化战斗联盟（Combat league for German culture），他的目标和德国艺术委员会一样，这是一个地下组织，但是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迅猛发展，他们开始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一起开始公开活动。1930年，阿尔弗雷德·卢森堡写了一篇名为《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 evaluation of the spiritual-intellectual confrontations of our age》的文章，文章中他公开指责表现主义和其他现代艺术形式“创造力已经枯竭，因为这些作品开始指向自我，并且在意识形态和艺术手法上倾向于国外的标准（foreign standard）从而不再被人们的生活所需要。”

1929年，德国图林根州推举纳粹党成员Wilhelm Frick作为德国国会议员，并成为内政部长，他的上台为我们预示了纳粹获得权力之后将会做些什么：他更换了大部分部门的领导人、实行新的文化政策、他甚至鼓励去开除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Walter Gropius 1883-1969）以及所有的在魏玛包豪斯学校的29位老师，那里是Wilhelm Frick的管辖范围。

Frick任命了一位建筑师和种族主义理论家Paul Schultze-Naumburg来接替格罗皮乌斯的位置，1925年Schultze-Naumburg就已经发表文章《建筑ABC（Das ABC des Bauens）》抨击包豪斯，1928年他写了《艺术与种族（Kunst and Rasse）》，这本书对于纳粹反对现代主义的计划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增加了Nordau著作的影响力，Schultze-Naumburg将一些现代艺术作品与一些畸形人或者得病的人的照片放到一起，例如莫迪里阿尼、施密特·罗特卢夫(Karl Schmidt-Rottluff，1884—1976)、迪克斯（Dix）的作品。Frick尤其与表现主义艺术家势同水火，他认为这些艺术代表了德国现代文化中劣等人的状态。

海德尔堡成为了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创作的作品的中心，他们将研究这些病人的作品作为打开研究精神疾患原因的一个途径，1922年，精神病专家Hans Prinzhorn发表了他的研究著作《由精神疾患创作的图像（Bildnerei der Geisteskranken）》，他研究了由450名精神病患者创作的5000件作品来证明这些疯狂的艺术作品是具有某些特定的质量的。这项研究的结果所受到的关注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领域，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希特勒看到了或者知道这个研究， 但是这项研究传播的如此广泛，所以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希特勒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而且我们也不会对Schultze-Naumburg的行为感到吃惊，他将精神病人的作品与前卫艺术家的作品相对比，以此来证明现代艺术的“退化”，从此，以诋毁和谴责为目的的比较研究方法就成为纳粹党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和方法之一，1933年，在埃朗根的《堕落的艺术》展览中，32位艺术家的作品同儿童还有精神疾病患者的作品一同展出，同样的方法被用于《堕落的艺术》巡回展所印制的宣传册上，并跟随着展览走遍了全德国。

1934年，有人开始对官方抨击表现主义艺术家尤其是表现主义雕塑家Barlach还有表现主义先驱Nolde的态度产生怀疑，有一些人看到这些艺术其实是真正的德国艺术或者是真正的日耳曼艺术，他们的作品植根于哥特时期。戈培尔最初是站在Barlach和Nolde这边的，事实上他举了很多关于这两位艺术家的例子，他认为这些表现主义艺术的精神状态与“混乱”同纳粹青年的精神状态是一样的，与戈培尔的观点背道而驰的是劳森堡，他一直想创立一种凌驾于所有现代艺术美学并且真正属于德国人民的艺术(völkisch)，这两个纳粹的重量级人物在自己的演讲和著作中各自陈述着完全相反的观点，两人有时甚至都不顾及“元首”的观点，1934年，希特勒授予了劳森堡监管高级知识分子思想艺术状态的职责，并且给予了他与戈培尔相等的权力，委以德意志文化议院（Reich chamber of culture）主席之职，两派的激烈斗争愈演愈烈直至需要希特勒的介入平息，1934年9月，在一次纳粹党的集会上，希特勒提到了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以及达达主义以及其他对于艺术发展构成潜在威胁的艺术形式，但他还是非常谨慎，没有过分的批评德国的所谓的“退化”的艺术，因此，无论是戈培尔的表现主义还是劳森堡的“德国人民的艺术”都没有收到他们的“福音”，而纳粹提倡的艺术必须绝对的以德国种族传统为基础，从此以后，所有的现代主义创作包括艺术批评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