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西望长安》剧照

　　在当前话剧院团深化体制改革、话剧艺术面向市场乃至“市场化”、“产业化”的深刻变迁中，话剧艺术面临着种种考验：如何面对传统与创新，真正收获观众发自内心、长久不息的掌声？如何让话剧直面当下生活的精神律动，成为与时代对话的有效艺术形式？如何在市场的大潮中保持高品质的艺术追求，参与时代精神的建构？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这些问题已经当仁不让地摆在我们面前。

　　开掘人生体验，盘活传统经典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和二十年前曾面对过的问题非常接近：突破妨碍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模式化思维，在表现人的深刻性、复杂性、独特性的艺术创作中争取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

　　今天我们对各种新旧模式思维的突破，考验我们到底对人深刻而又复杂的情感、对从人生奋斗中开掘人的生命意义有多少领悟和思考，同时它还考验我们在有了这种领悟思考之后，能否有意识地寻找独特而又恰当的方式进行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表达。如果每个创作都在这个层面上有了自觉追求和深入开掘，就可以说每个创作都是独辟蹊径的，每个作品都有了一种真正的“创新”精神，而这样的“创新”实际上是对话剧艺术的传统在根本意义上的“继承”！

　　话剧艺术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带给人们深刻感动和深刻震撼，这种感染力和震撼力是积淀在一代又一代戏剧艺术家的创作成果中的。中国一百年的话剧历史毫无疑问地应该是这两千五百年深厚传统的延续，我们今天优秀的创新之作也应该积淀在这丰厚的经典宝库中而成为将来的历史和将来的经典。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古今中外的戏剧经典对于今天的创作的实际意义？是将传统经典只看作是一种与我们相隔遥远的、静态的、纸面上的文化遗产，还是将它们看作是能够与现代社会、现代人建立深刻沟通的传统？经典戏剧的优秀传统要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话剧创作有效地起到促进作用，它就有必要充满生机地活在舞台上，从而让我们在演出实践和观赏实践层面上进行学习继承。让话剧院团的编剧导演演员从中学习，也让话剧观众从中学习。这对话剧创作者意味着开阔创作眼界、领悟创作真谛，而对话剧观众则意味着丰富观剧经验、提高艺术鉴赏力。在这样的演出、观赏、创作、批评的大环境、大氛围里，鲜活的话剧经典对我们的新剧目创作的启迪、促进将会是潜移默化而且是深刻久远的。与此同时，通过演出的数量积累观众的数量，这也是让话剧艺术逐渐走向相对“大众”的唯一行之有效的途径。

　　表达心灵感悟，体现时代精神

　　话剧毫无疑问是“当代艺术”，他的“当代性”中包涵着当代节奏、当代科技、当代审美情趣等含义，但其中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绵延了深厚文化传统的话剧艺术，在延续、记忆着人类精神生活中深刻久远的追问、困顿、挣扎、搏斗的同时，又传达着人类精神生活中最新的震荡和感悟。远的暂且不说，十九、二十世纪西方思想文化的各种最前沿的思潮流派都会立即在戏剧艺术中引起回响，他们无一不是力图从不同方向探究人类精神世界的奥秘、以不同方式表达人类灵魂深处的困惑。从这一点上说，话剧艺术在不同时代里都是非常“当代”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话剧艺术的“当代性”是由它的艺术特点决定的。话剧直接用人自身的语言和身体作为传播工具，它用最接近人本身的交流方式与观众交流，用最接近人本身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向观众传达思想和情感。我们常常误以为话剧艺术的这一特点使其擅长于还原人的外部生活，其实话剧更擅长还原的是人深刻复杂的精神生活，用卡西尔的话说是还原“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话剧在这方面的能量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它所能表达的人性深刻复杂的程度几乎可以与我们所能认识到的人性深刻复杂程度同步。

　　话剧艺术是从心灵出发又抵达心灵的。话剧用自己的方式带给人们深刻震撼，常常启发着人们对生活内涵的深刻认识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感悟。人类不同时代的自我探究的新感悟和新哲思，都会直接而充分地反映到话剧舞台上，并用话剧特有的直指人心、直击灵魂的方式传播给更广大的人群。放眼中外，纵观古今，话剧艺术历来都在都市文化建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它所可能包涵和传达的当代思想、当代哲理、当代社会对人性的反省、对灵魂的拷问、对生命的感悟，使它在不同时代都能站到都市文化建构的制高点上。

　　鼓励实验探索，坚守艺术品位

　　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包括一些外省大城市的剧场里，体制外的青年戏剧发展得蓬蓬勃勃，许多年轻戏剧人有了投身话剧舞台、圆艺术梦想的机会。在主流戏剧和商业戏剧之外，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形成了“第三种力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蓬蒿剧场为标志的民营剧场和以青年戏剧节名义出现的富于挑战性的新锐戏剧。正是这三个层次戏剧演出的并存，使我国的戏剧形态至少是北京上海的戏剧形态，开始接近了国外现代都市的戏剧艺术的普遍构成模式。

　　实验戏剧最应该出现在年轻戏剧人的创作中。可是我们的许多年轻戏剧人和民间剧社却常常致力于在剧场里制造笑声，其中许多笑声又常常是廉价的。这可能有社会大氛围中“文化消费主义”甚至“泛娱乐化”影响的原因，也可能有我国缺乏对实验性艺术创作的扶持政策的原因。因为实验性艺术是艺术发展的必要形态，又因为实验性艺术的小众接受决定的非营利性，所以欧美许多国家乃至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会动用一定的国家和社会资源支持、鼓励实验性艺术，以保持艺术的发展机制和文化的生态平衡。反观我们的年轻戏剧人，他们因为热爱话剧而进行话剧创作，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通过话剧演出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于是以娱乐性演出获取经济利益便成了他们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本来十分正常，但问题在于如果追求娱乐、搞所谓“小制作商业戏剧”成了趋之若鹜的时尚主流，青年戏剧最具本质特性的“实验精神”就会从根本上被消解，话剧艺术发展的内部机制将出现影响久远的“危机”。另一方面，话剧艺术的发展与观众的进步直接相关，观众鉴赏水平的提高又与其鉴赏经验的累积直接相关，如果观众只把走进剧场当作简单的“娱乐消费”，话剧艺术发展的外部机制也会出现影响久远的“危机”。

　　话剧艺术的品质中当然包含有“娱乐性”，但话剧所能给予人民的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娱乐，更不是“泛化”的娱乐。话剧可以用更深刻、更丰富的方式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不必过于看重商业性，因为话剧艺术显然比许多其他艺术门类更少地拥有商品属性，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事实，这也可以说是话剧艺术的“宿命”。中国现代都市文化不应建构在“泛娱乐化”的基础上，观众需要多方面的文化营养，需要在艺术熏陶中、特别是在创新性思维的激发中走向精神境界的现代化。我国的话剧艺术能否参与这个现代化的进程，既要借助于政府和社会的扶持机制，也要依靠话剧人或者部分话剧人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

　　我们的国家在大力倡导创新，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创新需要有一种深刻层面的思维跃动。话剧应该而且能够在剧场里激发这种思维跃动，用自己独有的、艺术的方式激发人们有深层推动力的创新意识。当话剧艺术在一个伟大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参与了其中“人”的精神生活现代化的进程时，它便在本体意义上实现了自己充满生命力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