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策展人曹恺在影展开幕式上都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中国独立电影的尴尬处境。曹是南京当地的实验艺术家，6年前他被众人推选，接过这个挑子，但6年过去了，这个影展依旧像杯温吞水，摸起来是热的，喝在嘴里却是冰的。

　　影展为期5天，虽然声名在外，但在国内，却鲜有媒体报道。关于影展的海报出没在二楼咖啡馆、二楼书店、美术馆，以及爱好者们的口口相传中。放片会分散在五个不搭界的地方，比如大学教学楼、美术馆，或者郊区的一所大房子，观众需要按图索骥去寻宝。

　　要试图掺和南京独立影展的放片会也并非易事。

　　排片表只负责写明在南京大学文科楼放映。到了地方，楼面冷清，不像是一点搞影展的样子，即使是南大的文科生也很少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直到发现楼前的草丛旁有个小黑板支着影展的海报，才知道放映点在8层，很显然这张海报不希望你轻易地发现。8层，办公室区域的最深处，大门紧闭贴着影展的海报，推门进去，一片漆黑中有人朝你招手，这才终于找到了组织。

　　6年来，南京独立影展吸引了两万人次的观影。影展的评审委员会主席张献民说，这个规模已经算得上国内最大规模的民间活动。

　　电影“手抄本”的传播

　　南京独立影展之于籍籍无名的导演属于一种精神鼓励。参展的导演谁都没把它当做红地毯来走。

　　导演赵晔，2007年第一部电影《马乌甲》在南京独立影展获得了最高奖，这是他从影以来获得的最高荣誉。随后他开始在阿姆斯特丹和釜山电影节崭露头角。2009年他的第二部电影《扎赉诺尔》在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中夺得最佳导演奖。

　　在他看来，小成本的中国独立电影如果在电影节上取得不了好结果，就很难再混了。电影节带给他的影响，官方和非官方的区别并不明显。对他来说：上海电影节的帮助更直接一些，因为他马上就获得了15万的奖金和2万美金的后期资金；此外上海电影节的高曝光率也对电影的宣传有益，他之后将片子卖给央视电影频道也顺利许多。

　　而去年，南京独立影展虽然也给了他1万元的奖金，但在他看来，这更像是精神鼓励，口碑的意义更重。不过之前一年他的处女作在南京获奖后，让他认识了现在的制作人，结束了自己四处筹钱拍片的日子，第二部作品得以问世。

　　纪录片研究学者吕新雨这么评价南京独立影展：有着浓厚的草根印记，它好似出自手工作坊——粗糙但让人欣喜。

　　而纪录片导演周浩，常年往来于世界各大纪录片节，他认为，南京独立影展虽然不能像其他欧洲影展带给获奖导演很大的名气，但也会聚集一批这些大电影节的选片人。许多选片人把这个影展作为了解中国独立影像的窗口，中国独立电影导演可以从中找到机会。

　　对于处处受限的独立电影来说，这样公开的交流实属难得。

　　南京独立影展2003年刚开始时只是一个很小规模的放映活动。仅一两个放映点，不到20部电影参与。当时也没想要一直做下去，搞当代艺术的南京艺术家曹恺后来被朋友们集体推举，接过了接力棒。

　　独立影展另一个始作俑者是一直倡导独立影像运动的张献民。他在自己《看不见的影像》中就曾表示过对独立影像的担忧。因为独立电影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这完全正常，因为“正常的渠道”是看不见这些作品的，几乎要靠“手抄本”的方式去传播。

　　张献民说，办独立影展其实就为了让独立影像正常化，不要总让人们觉得独立电影都是些垃圾。类比摇滚，多年的摇滚音乐节办下来，社会主流对摇滚的态度就逐渐正常化了。

　　国内目前民间影像展做得比较有规模只有3个：南京独立影展、宋庄艺术节和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因为民间的性质，它们与官方影像展的处境截然不同。办展的资金及社会资源，都要靠个人渠道去拓展。而且还要尽量保持低调，“云之南”就曾因为过于高调，举办第三届时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限制。

　　面对处处遭遇掣肘的局面，独立电影也想走出一条类似当代艺术的成熟之路。但无奈的是，独立电影在当下面对的困境显然更多。

　　在当代艺术领域有着很好的双轨制。一方面它有来自文联美协体系的全国美展，为它的最高展会的官方模式：同时也有以独立参展人、独立机构为主导的双或三年展的模式。而近年来，这种双年展的模式也逐渐被官方接纳。

　　但放到独立电影的纬度里，就没这么简单了。电影审查制度犹如一道鸿沟，挡在观众与受众之间，让独立电影一切形式的展示都变得要么是偷偷摸摸，要么就是先审查再通过。

　　独立影展当初之所以把地点选在南京，也有此考虑。张献民说，南京更像一个中间地带，人有惰性，而且反应没那么快；与有关部门的关系也一直处在“暧昧”的状态。目前独立影展定位于艺术展，走到第6年，似乎有了一些向主流靠拢的征兆。据说当晚，首次有了地方文化局的领导到场。

　　今年的开幕影片是独立电影导演赵晔的《扎赉诺尔》，之所以这么安排，据赵晔说，因为这部片子通过了电影审查，而且电影内容是讲师徒间的感情，比较温和。

　　独立是什么？

　　虽然《扎赉诺尔》作为开幕影片，但它是审查通过的影片，所以失去了进入竞赛单元的资格。

　　通过审查就失去竞赛资格，是南京独立影展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共有70部影片参展，通过审查的仅有两部。曹恺说，这还是有进步的，前三届连一部都没有。

　　那怎么来形容剩下这些片子呢？组委会给出的定语是：到电影院花钱也看不到的电影；反映人困境的电影；大制作、公开放映体系之外的电影；小成本的电影；在官方的、主流的、商业的、甚至海外的电影节种种影响诱惑之下创作者能够坐怀不乱，保持独立的思想和表达的电影；观众常常要坐硬板凳、评委常常吃盒饭的电影；记者们拿不到车马费红包的电影。

　　“独立精神”是组委会一直强调的东西，但到底什么是“独立”，每个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按照张献民的公式是，独立就等于不审查。对电影审查制度他有着自己的坚持，这条不成文的规矩，招致了众多朋友的反对。而张献民却认为，这正是一种经典的状态——相互漠视。

　　从漠视中彰显独立精神。这其实在当代艺术界早有先例，90年代中期，一些当代艺术家就已经开始拒绝参加各地美协举办的学术展览了。

　　而曹恺认为，独立正是南京影展区别与其他民间电影活动的地方。他们一直不愿放弃这个定语。他们把“独立精神”，也就是从剧本和影片是否为了通过审查而修改，资金是否有官方性质的投放，作为判断和甄别作者、作品的一个参考。

　　而纪录片导演周浩看来，独立更应是一种更加形而上的概念。仅从资金上来界定有些狭隘，因为拍片子要从各种渠道去寻找资金，很难说有没有官方性质。独立应该体现在没有倾向性，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干扰地自觉表达对世界的看法。

　　而南京独立影展自身的发展也一直走独立路线。一般电影节要不是政府支持，就是基金会支持，或者多渠道资金来源。而南京独立影展一直以来只依靠单一的资金支撑。每年南京一家画廊——南画廊的老板葛亚平为影展作保底赞助支持。

　　在“圈子”中的自由

　　张献民常说，观看和从事独立电影的人群在中国占到1%以下，属于极端少数人群。而即使在金融危机之际，独立影展依然得以保留，靠得或许也是一种源于人们内心，一种独立于商业以外的精神。

　　独立影展的标志是一个紧握的拳头，曹恺说这可以看作一种宣誓。

　　起于草莽，这些年南京独立影展多是靠曹恺和张献民的人际资源去拓展。比如通过相熟的朋友在当地报纸上发文章宣传，想在大学放映又没法和学校领导谈，找到朋友来搞定等等。久而久之，独立影展里聚集了一批电影圈里的南京人士。

　　除了两位元老是南京籍，担任过评审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影评人卫西谛、媒体人沈晓平等都是南京人。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个影展有很深的圈子化色彩，而做了6年下来，每个参与的人都被训练得百折不挠，这被称为一种“南京精神”。

　　影展的核心人员屈指可数，大部分工作都是由热心的人们临时聚集起来完成的。

　　他们也听到种种对于影展的抱怨：场地不集中、放映条件简陋、各场地间没有免费穿梭交通，志愿者没有夜宵，媒体记者无人理睬等等，组委会的人对此寒酸的评价并不介意，对他们来说，寒酸也是种特立独行的本质特征。

　　最开始办影展的想法很简单，只是从当年的独立影像作品中，挑选出来比较优秀的作品作为展映。因为是有意识地挑选，所以最初三届的入选片子都比较精英，基本上展映的以第六代导演的片子为主。

　　而从第四届开始，片子开始通过海选的方式进入到评委会，片子的来源广了。本届参选者的年龄跨度，最大的有60多岁的，最小的14岁。

　　而且每次选片和终审的评委名单，也被组委会精心挑选。第五届影展终审委员会成员，既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台湾电影演员李康生，也有音乐人田原，电影导演王小帅以及艺术批评家朱其。而第六届在选片成员里，还请来与电影毫不关系的诗人黄梵，连他自己都纳闷，不知道曹恺看上了他哪一点。

　　曹的最根本的想法就是保障入选影片的多样性。

　　而放大参展影片的多样性，并不代表要给予其有意见的引领。曹恺对于所谓指导的说法完全不赞同，他说一起办展的人都比较自由，所以对待影片的态度也是如此。其实更多时候是一种“无为”的状态。

　　“中国独立电影的历史太短了，如果从导演张元算起，也就20年。谈不上去改变它，我们现在做的更多像是在搜集和建立影像资料。也许若干年后，回顾中国独立电影的发展，我们算是其中一个增加历史丰富性的偶然动因。”曹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