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数字之膜：想象、技术与理想》（与罗伯特合著）一书中，我们提出了研究19世纪的早期电影技术可以增强我们对今日电影技术的理解，并能够正确区分早期电影风格与个人电脑和国际互联网的区别。我们还断定，通过对早期电影历史的研究，可以缓解一下后现代艺评家的数字技术宿命论的口气，因为他们武断地认为数字技术会在任何条件与形式下出现。相反地说，数字技术的发展轨迹以及它在各种娱乐形式中的表现的有关论述表明，一个世纪以前，早期电影对观众有着极大的吸引与诱惑力。简而言之，我们认为，音像艺术史论研究的连续性具有重要价值，甚至可以说它是技术宿命论的夸张与无奈的一剂解毒药，因为它们夸张地认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商业界，其目光都共同地被数字媒体所吸引。我特别关注当文化迫切需要的技术密集型的远程互动具有长期吸引力时所发生的一切。然而，所有的讨论当然都以早期的电影放映机、电视和载人飞行器等电信技术的出现为中心。为了避免过多的重复，下面这幅创作于1900年的Biograph的广告宣传画似乎可以清楚的说明当时的这些理想。

　　人们也许都曾有过奇特的幻觉经历，即当我们以超乎自然的眼光与能力看待和感受正常的现实世界时，就会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幻觉。

　　事实上，早期电视的各种实践似乎比摄影、广播和写实主义更关注于事物外质的描述。最终，?quot;另一个世界般"的神奇发现会像电视一样很快就让位于无线电广播和其他电子事物。

　　重游19世纪之后我发现，许多技术已经成为连那个年代的科学激进主义都不能接受的超时空状态的象征。从这一点上看，与西方媒体研究中盛行的各种论述相反的是，数字革命，无论从它的技术还是它的概念出发，一直都可以被叫做后数字。这是一个信仰体系，在这个体系里，相似、一致与持续性有了新的应用。然而，后数字事物的关键并不在于主题的发现：因为它完全是一个图像的世界。后数字是这样一个图像世界，这里没有有限的不连续的空间或不变的时刻，没有亚当怀旧式的未来。但是，一个由环境、渴望与对抗构成的无形的厚膜在坚持不懈地保持整体的惯性。对后数字世界（如基因与生物艺术）来说，人的意识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可以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涉及这些智能化的需求时，我们应该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几十年以前以提倡解放知识与智力而闻名的"新历史循环"运动。事实上，它并不是什么运动，而是"新"历史学家们将历史资料超越现有规则重新整合后，并持着怀疑的态度将他们的结论展示给我们，历史研究的本质就像光波一样不稳定。但是，它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至少，我们再不会强迫自己将历史简单地看作是单纯的技术进步，科学的现代化等等。科学、技术与艺术的不断修正与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现在的可靠的方法与手段，同时，历史上一切被扭曲的事实也不断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得益于这种不断地修正的过程，建立的规则越多，偏离规则的现象发生的机会就越多。艺术史也许会比人物史、考古学或政治史更早地退出文化的中心舞台，成为文化研究中非必需的选项，最终，它会被羞辱般地扔到（还没有成型的）视觉文化的垃圾箱中。

　　诚然，艺术史极其强调教育与学术的权威性，然而可悲的是，在公众的眼里，艺术史经常让学院以不好的形象出现。历史就像是从Lascaux岩洞起跑的接力赛，现在接力棒的掌握者正是历史学家的好恶。自13世纪以来的另类艺术实践，某些没有延续的艺术，似乎都在按照统一的指令，用不同的针线缝合在一起，从过去到现在。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大众出版物和电视谈论的主题，艺术史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少，而电影史由于给人们带来了好奇心的刺激，其知识分子观众群正在日益壮大。受影响的并不只是那些过时了的学院派（看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流下热泪），事实上，在这个衰退过程中，艺术一直是伟大的、意义深远的历史变革的旁观者，并业已被后现代科技爱好者创造的皇帝的新衣所取代。

　　如果不是后期资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其所取得的成绩的追逐，艺术的前景可能会更加暗淡，资本主义向超级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食利主义世界的循环发展。现实的空间将更加开放，财富生产不再由思想意识与观念所制约，这就意味着，不仅禁欲主义的恶魔会卷土重来，而且虚无主义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将渗透到对人类意识与科学的研究之中。最终，我们将可以更加大胆地去思考经济变革中出现的人造与智能等概念。

电影与数字媒体评论家迈克尔·蓬特（Michael Punt）

　　迈克尔·蓬特是一位长期专注于电影与数字媒体艺术的理论家与评论家。他是著名新媒体艺术杂志《莱昂纳多数字评论》（Leonardo Digital Reviews）的主编，是莱昂纳多/ISATS顾问委员会和MIT/莱昂纳多丛书出版委员会委员。他现在英国威尔士大学艺术媒体与设计学校教授电影研究课程，并同时担任该校互动艺术高级咨询中心副主任。
　　近十年来，迈克尔·蓬特相继完成了15部电影作品的创作，发表过50余篇关于电影与媒体艺术的论文，其中包括CD作品“激进的怀旧”（Radical Nostalgia）。他近期出版的著作包括研究早期电影的“早期电影与技术化的图像”（Early Cinema and the Techonlogical Imaginary），在《The Velvet Light Trap》、《莱昂纳多》、《设计问题与方案》等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电影史和数字技术的论文，他的许多文章被相继翻译成5种语言，出版发行。1996年至2000年，蓬特定期为葡萄牙的一家影视批评杂志《Skrien》撰写文章，他是该杂志每月一期的“电影、艺术和国际互联网”的专栏作者。他的最新著作是与罗伯特·佩博雷尔（Robert Pepperell）合作出版的《后数字之膜：想象、技术与理想》，论文《标志甚于明星：黛安娜，死亡与国际互联网》“More Sign than Star: Diana, Death and the Internet”，被收入《我们眼中的明星--当代社会的明星现象》一书。该书由安吉拉·恩达立安尼斯（Angela Ndalianis）编辑，格林伍德出版公司出版（2002）。日前，他正在从事艺术项目“违纪神童”（the transdisciplinary wunderkammer）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