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梅指数：★★★★★★★★★★★

《天堂红灯——茶宫》. 艺术之丘王朝大厦外部设计悬挂灯笼数量超过5000只.2009年。

该作于2009年10月15日于布鲁塞尔·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展出。

艺术家自述：谷文达坦言，他的野心是用中国的红灯笼包裹、覆盖中西各国的重要建筑，以独特的中国红完成与公众的对话，让一片片灯笼像红色的云朵般游弋于世界地平线。（来源于《文化传播网》）

王春辰：反对肤浅。反对没有意义。空洞而没有现实性。

鲍栋：谷文达一贯的宏大情怀不是问题，建立中国文化话语权的理想也不是问题，然而，如果宏大只是在数量与体量上，如果中国文化就等于红灯笼，那么这只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宏大理想。即使把红灯笼挂满全球，甚至真的挂进了天堂，中国文化也不会因此而获得话语权，因为话语权根本不是由简单的文化符号就能建立起来的，相反，某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化是被强势话语表征的结果，而不是推动力。话语权真正建立的标志是，我们可以去把别人简化成某种符号。但话说回来，难道艺术非得去掺乎这种争夺话语权的游戏，何况这种“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中国牌打法，对内早已让国人厌倦，对外也只不过是在“克里斯托”上加上了个“张艺谋”。

刘礼宾：简单的符号化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一个沉疴，即使在创新的名义下，谷文达依然难以说明《天堂红灯——茶宫》所存在的问题——对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符号化照搬。传统并非不可以借用，但如果在创作中转化不好，让人看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观念，也就是所谓的点子。

杜曦云：文化取向和语言方式，在充满宏大“庆典”仪式的当下中国，已司空见惯。民族文化中喜乐感的一面，被剥离原初语境后随意地置入西方语境之中，观念方面缺乏说服力。简单贫乏的语言使现场的“中国红”苍白无力，成为临时移植在建筑一角上的贫血表皮。
段君：红灯象征文明，以及红灯覆盖或悬挂在全球古今建筑上就表示文明间的对话，无疑是典型的庸俗反映论。比照大地艺术，该作品显然缺乏方法上的突破。

李笑男：如果这件作品被叫做《茶宫》，好吧，这就是一座“茶宫”，别无其他。5000只写有“中国”合体字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进行品茶活动、音乐会和表演，电影放映，艺术与手工艺品、书法和舞狮，这样简单直白的符号拼贴，不知道是源于对观众理解力的体贴还是源于艺术家对于某些民族文化的偏执热爱。

康学儒：这件作品集假、大、空、红、光、亮与东方情调于一体，浑然天成，可谓是中国当代艺术多年来所有症候的集体性发作。意识形态是思维惯性的另类表达，文化符号张扬的背后是文化的不自信，这就像黄飞鸿影片里拼命强调的舞狮和牌楼。不过电影里的黄飞鸿动作至少满足了观众的视觉，谷文达的这件作品视觉上都不过关。

于洋：当火药、造纸术、指南针、活字印刷等中国传统符号化身为“新四大发明”都被身在海外华裔艺术家们悉数用尽，谷文达再次用大红灯笼将布鲁塞尔的大楼包裹成中式亭子，并宣示以茶宫诠释了“中国文化”的理念。将多个世界城市中的标志性物体被穿戴上中国大红灯笼编织成的大红袍，谷文达的“宏大叙事”情结和对于构建谷氏符号的热情一如既往；“茶宫”只是以往“天堂红灯”系列的延续，但无疑是其中最让人惊愕的一次惨败。茶叶与灯笼等中国符号的堆砌拙劣而粗暴，令人咋舌的简单造型挑战着人们的接受极限，这哪里是天堂里的红灯，这是大摇大摆走进欧洲帝国的龙袍版“皇帝的新装”。

柳淳风：这件作品似乎混淆了公共艺术和装饰艺术的概念。整件作品确实为欧罗巴利亚艺术节的节日气氛添彩不少，可是回到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言，缺乏可究性。

朱小钧：一个所谓的民族符号通过量的累积，并不能物化成民族文化的代表。

杨扬：从《大红灯笼高高挂》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红灯笼是中国的象征性符号。耗资巨大建造一个灯笼串起来的茶宫，更像是唐人街搞的促销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