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2年，托马斯·弗兰克就在《酷之征服：商业文化、反文化与嬉皮消费主义的兴起》中说，“二战”后流行文化的最大变革，就是抛弃了拘谨正派的中产阶级中年意识形态，将青年和叛逆尊奉为美：“麦迪逊大道脱下了它的法兰绒大衣，一头扎进了牛仔裤、皮夹克、锁链、摇滚乐和青少年派对中去。所有的反叛，都和那个巨大的青少年消费市场紧密关联，要想打开他们的钱包，必须给予青少年亚文化以相当的合法地位并掌握其文化语言。”
仿佛为了证明这个论断，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崩溃，削弱了财阀与跨国公司对于经济文化生活的控制，也丰富了新一代日本人的人生选择，造就了从三池崇史到Nigo等日本“漫画一代”在流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而今天，以“80后”为代表的中国青少年在时尚、消费领域有了相对的话语权后，也最终开始在迅速全球化、资本市场化的中国当代艺术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李博说他是个“走一步看一步的人”，在初中看了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写的凡高传《渴望生活》，然后就觉得“特激动，感觉画画是件很牛的事情”。这种热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减退，在今年的欧洲之行中，李博曾在马德里普拉多艺术馆里逗留了3天，说自己能够在提森·波尼米萨博物馆里看莫里蒂亚尼回顾展时，“居然把自己看哭了”。最终，在初中三年级的一个早晨，李博下决心投考美院附中，结果自然是曲折不断，把青春期弄得和一行狂草书法一样。
“父母不同意，就在家抗争，用脑袋去撞墙。结果后来没考上，上了132中，就是后来的北京实用美术职业学校，觉得没劲，然后退学。接下来接连读了3所普通高中，带着全班旷课，顶撞老师，结果都被开除，连续两年都没有画画。”最终，李博找了一个美院老师开的绘画班安顿下来，并于2002年如愿以偿地进了中央美院。
“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开始逐渐了解当代视觉艺术，看乱七八糟的国外设计类杂志，比如英国的《ID》和日本的《IDEA》。平时课也上得少，打了不少零工，拍服装、做电影后期什么的，结果就是积淀了很多杂驳的东西。”
12月初，在北京现在画廊的个展《啵儿一个》仿佛是李博最近一年来创作的总结，他称自己的作品为“绘画装置”，灵感来自在美院壁画系时接触的各种材料：先拍摄照片，然后放大，绷在画布上，开始在每个局部盘绕棉绳、花边，再用丙烯刷白，使得画面有特殊肌理效果，用喷墨打印，最终用绘画方式找补。一张1.5米×1.5米的作品在每天工作10个小时的劳动强度下，需要一个多星期，成本高达3000元左右：“摄影作品本身太‘冷’，作品处理的后期完全是一种化学变化，不像绘画，有笔触，有肌理，给人温暖的感觉。”李博指着工作室中央放置的两张未完成作品对我说。
“80后”的井喷年代与投机
当然，年轻人的艺术，并不完全等同于年轻的艺术。1977年出生的星空间画廊老板兼策展人房方，认为自己的年龄绝对是自己投身这一行的主要原因。他告诉我：“我跟这些‘80后’艺术创作者的经历太相似了，他们画面中表达的元素也是我的生活。”在星空间签约的画家中，“80后”也占据了一半，包括以卡通化熊猫为个人标示的高瑜，以及风格近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儿童水墨画的烟囱。
中央美院美术史专业出身的房方，毕业后在中央电视台干了5年，身为中央台唯一一个报道当代美术的栏目《美术星空》的编导，他自然有机会接触中国当代艺术热潮兴起中的那些风云人物，从徐冰、蔡国强到刘晓东，也经历了包括2000年上海双年展在内的诸多标志性事件。按照他的说法，对这个行当的了解，顺其自然地变成了参与的冲动，于是和几个朋友在2003年私下做了一个当代艺术基金，按照他的话，就是“要想真正了解当代艺术的市场和运作，就要真金白银地拿钱投进去玩”。
一开始，房方凭着“无知近乎勇”的精神，一个个地给圈子里的新锐艺术家打电话询问合作的可能。就在那一年的8月，他看了一张高瑜作品的照片，就觉得很有新意，因为当时中国艺术界“还是形形色色的残酷行为艺术，学院派绘画占据主流的时代”。为了拉拢这个很有潜力的创作者，房方当时提出的条件在现在看来几乎有点幽默：“我对他说，能否过来谈谈，给他出一张机票，如果合作成功，机票钱就从他日后的推广费用里扣。”结果两天后，刚刚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的高瑜就背着一个里面放着几张作品压缩光盘的小书包，站在了房方面前。
确实，在这个中国艺术市场骤然迎来了资本化运作、营业额呈现“井喷”的年代里，“投资原始股”——对于年轻艺术家掠夺性的开发与占有，几乎是每个经营者都参与过的投机行为，抢夺的目标从“70后”、“80后”，一直延伸到青涩的“85后”。房方坦承，去年艺术市场过热的时候，他也曾经有过针对这批新人进行“广种薄收”的盲目投机阶段，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签约不慎，既是投资损失，也是耽误别人”。
画廊和艺术评论家对于“80后”新锐艺术青年所表现出谨慎的另一个原因，在现在画廊的老板兼策展人黄燎原看来，是因为“每个年轻艺术家，他们都会有灵光一现的时候，因为生活方式、思维跟我们完全不一样，3年就是一代人。但是很少有人能持续地保持创作的动力和才气，所以我更愿意签那些创作方向更明确、有耐力的人。而且现在涌现出来的新人太多，签是签不完的。”他透露说，虽然他在2005美院毕业展上以2万元价格买下了李博的毕业装置作品《游居然溪山若兰图》，现在画廊一半签约画家是“80后”，但李博是现在画廊唯一从学院毕业展上物色到的千里马，而且在签约后把他“雪藏”了一年：“年轻人，应该先接受一下摔打。”直到去年7月，才与李博签了6年的长约。然后就迎来了他密集的展览，包括西班牙马德里的Arco'08艺术博览会，与伦敦Olivia Oriental画廊的《身体的革命》展。
不仅如此，金融危机的到来，虽然繁荣到虚热的中国艺术市场遭遇了冬天，也是一个让“艺术家和策展人都冷静下的机会”。“现在很多大一、大二的学生，就敢给自己的作品叫二三十万元的天价，这完全是狂妄。”黄燎原告诉我，“中国艺术市场暂时的繁荣，是前辈几十年努力的结果，而年轻人就想当然地感觉自己前面是一片坦途。但回过头看，中国成功的画廊，敢于大肆开发年轻新人的不多。”
确实，按照市场一般规律，新锐艺术家作品一开始的作品价格很低，从2000元到1万元，“画廊即使全卖完了也是赔钱”。黄燎原表示，画廊对每个新画家的投入也是因人而异：“李博属于成长比较快的，今年给他的分成已经涨了3次，因为他的作品有强烈的个人标识性，材料运用也很新颖。而我们另一个签约青年艺术家，台湾的洪绍裴，他成长得就相对慢，作品完全用颜料在画布上堆积，塑造出立体形象。再比如杨柳，别的‘80后’都玩新材料、装置、衍生产品，但她始终在规规矩矩地做布面油画。”
从“御宅”到参差性创作
确实，“80后”、“85后”艺术家对于工业制成品材料的热衷，对于动漫、游戏等视觉糖果的偏好只是表面现象。李博坦陈在自己的大脑里，游戏、MTV、动漫的内存“几乎显示为零”。除了宋代的宫廷画和明代文人画，他喜欢的艺术家除了离群索居的捷克摄影师米罗斯洛夫·蒂奇，还包括本名利川裕美的Hiromix。这个生于1976年的Y世代东京女孩，其进入摄影大师行列的过程可以算是横空出世。
1995年4月，身为高三女学生的她，以一台Konica Big Mini傻瓜相机拍下一些生活照片，辑成一本36页的影像集《十七岁女孩的生活》，报名参加Canon主办的“写真新世纪”摄影比赛。这本影像集以不可思议的视角与技术，为她拿下首奖“荒木经惟赏”，也展开她平步青云的摄影生涯。“上几代艺术家，是通过对政治、社会各种宏大命题的表达来建立自己的身份，但是‘80后’、‘85后’艺术家的表达，几乎都来自于自己的私人生活，不再背负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房方说。
“我的创作灵感？哈，就是很细微的生活。6年来我不看电视，上网也不看新闻，就是聊天，上上开心网，然后看下几个艺术设计和时尚网站。”李博形容起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用得最多的词是“随性”：“平时工作占据了90%的时间，一起床，不刷牙不洗脸就开始画画。困得不成就睡，饿了就叫外卖吃，最长在工作室里‘宅’了一个多月。剩下10%时间，就是夜店派对、卡拉OK和饭局，喜欢的衣服牌子是Dior Homme、D&G和Burberry，但也会去动物园批发市场去淘100多块钱的衣服。”
去年，李博别出心裁地制作了一件名为“棋盘”的装置艺术，在以棉绳盘成的象棋表面，红方印制着面目模糊的自己，黑方是其他女性形象。按照他的讲述，“就是我们每天所遭遇的男女关系，生活，就是一盘下不完、结局未知的棋”。这似乎也颇符合本雅明关于工业时代艺术“日益混同创作与每日生活之间的界限，对现成工业产品的运用和鄙视专业技巧，并且通过在公共空间展示自身，以亵渎传统来引起公众的激烈反应以达到目的”的论断。
毕业于服装学院装潢系、签约现在画廊的新锐女画家谭奇志就是个“御宅族”。“一开始她连作品都不寄，只是在我博客上留言，我就去她的主页访问，又过了半年才看到她的作品。”黄燎原回忆说。就是用棉花、绡和线在画布上表现一只沙发，她说，“我画它，是我每天生活面对的就是这个东西”。
虽然我们不能把“卡通化一代”的帽子囫囵扣到“80后”新锐艺术青年的头上，但这个群体创作手法、素材严重同质化，也是亟待克服的一个弊病。黄燎原坦承，自己经营的“现在画廊”，对卡通化艺术是刻意回避的，“只要去日本看看，就知道日本是一个真正有卡通艺术根基的地方，对动漫形象的创造和衍生是骨子里的东西，从手冢治虫、村上隆到川岛秀明，可以勾勒一个明显的发展轨迹”。黄燎原说，“而中国卡通一代艺术家的尝试，除了具有一些历史意义，仍然停滞在模仿和积累阶段”。尽管如此，“80后”丰富参差多态化的个人生活，是这个群体最终将获取中国当代艺术话语权的保证。
房方举例说，老一辈艺术家的聚会里，大家不是穿着中山装，就是对襟坎肩，好多人背着Bally背包，而到了“80后”年轻艺术家的聚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每个人都穿得五花八门，头发也五颜六色，“这不仅是表面上的标榜个性，而是生活状态的多样化”。房方扳着手指头，略带戏谑地历数着“星空间”旗下“80后”新锐画家的生活怪癖：“王光乐开着一辆破桑塔纳，住在距离北京环铁火车道只有10米的一栋楼里当宅男。高瑜是个爱好酒精的派对狂，黄宇兴热衷饲养冷血动物……”
房方承认，也许自己签约的艺术家会止步于1980～1985年这一代，因为他“实在没有把握去理解更年轻一代人的精神和表达”。不过，Y时代青少年对于一切“玩”、“游戏”的态度，并不妨碍他们对于严肃、永恒事物的理解与追求。“就好比我们都会去KTV唱歌，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想、都能成为歌手，换句话说，只有足够多的人去K歌，真正的歌手才会有足够的观众。”房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