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落幕的堪称中国艺术品“国际晴雨表”的伦敦亚洲艺术周上，中国艺术品的拍卖成交额几乎比2010年翻倍，伦敦佳士得最高成交价的前十位全部为亚洲买家；此前，香港苏富比的亚洲艺术拍卖专场，中国艺术品的成绩也独占鳌头，领先于其他国家艺术家的作品，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同样是中国买家。从中可以解读出怎样的市场趋势?《华尔街时报》最近被广泛转载的一篇报道，对中国买家可能引导的市场新趋势进行了分析，反映出国外媒体的一种典型观点，可供投资者参考。
这篇报道认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使中国藏家已步入世界上最有实力的藏家行列，其中，年轻一些的藏家与老藏家略有差异，前者大量购买现代及当代的亚洲艺术品，后者更喜欢玉石等传统的中国艺术品，并紧追西方顶尖的“蓝筹”艺术家，如雷诺阿、毕加索等，但他们无一例外偏好中国本土的艺术品。据苏富比首席执行官Bill Ruprech透露，中国藏家每年在全世界范围内花费近40亿美元购买中国绘画作品，比去年苏富比和佳士得在印象派和现当代艺术上的总成交额还要多。这种强劲的需求导致两个显而易见的趋势：一方面，在世界各地，中国艺术品的价格被不断刷新，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财富都聚焦在拍卖上，中国藏家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在国外时常出现多个亚洲藏家竞争的场面，竞拍门槛随之提高。
然而，中国藏家对市场的影响远不止于抬升中国艺术品的价格方面。中国艺术品火爆之前，中国艺术品的发展趋势和价格主要是由欧美藏家所引导，现在中国藏家不再根据西方的“提示”，而是从自身的文化判断出发，去挖掘艺术品的价值。能引起中国藏家共鸣的作品不再需要在西方具有同等的知名度。例如中国藏家在拍卖中对“国家珍宝”的竞逐，其目的是为了重建他们的历史文化身份，在中国藏家的价值判断中，他们愿意以同样的估价来购买明代的瓷器或者梵高的画作。由此推论，《华尔街时报》指出，国际艺术市场上已有的价值体系正在因为中国藏家的偏好而发生改变。苏富比艺术学院(苏富比拍卖行设立的研究机构)的一位新兴艺术市场教授Joe Lin-Hill预计，“不久之后，中国水墨画就会比毕加索的作品更昂贵”。面对这样的市场新方向，这篇报道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既然中国藏家已经有实力决定哪些艺术家的作品最具价值，西方会跟随中国的步伐吗?
笔者赞同上述报道中对中国藏家偏好的描述，以及可能引起的市场变化的分析，这表明中国藏家的力量已经获得国际艺术世界(Art World)的认可。但这篇报道中没有涉及的，笔者认为需要补充的是，中国藏家偏好的合理性，从而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内在动力及其特性，把握市场方向。
众所周知，古今中外艺术品的最大买家都来自财富阶层，富豪们积累的巨额财富为他们驰骋艺术品市场提供了资本，而艺术品也成为他们部分财富的凝结和身份象征，相比昂贵的游艇等其他“另类投资”品种，艺术资产由于具有长期价值，更加受到青睐。中国经济腾飞之前，中国富豪的缺席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艺术品不得不依赖欧美藏家的主导，艺术品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欧美藏家的消费倾向，然而，随着中国富豪开始进入艺术品市场，他们最迫不及待的便是追认过去尚未被发掘与确认的价值领域，带来中国艺术品的全面“补涨”。其次，中国藏家与西方藏家的品味确实有所不同，以古董为例，西方藏家偏好金属制品、宋瓷等，中国藏家则偏好玉石。这其中有文化差异的原因，例如，纽约的艺术品交易商James Lally认为，西方藏家不可能真正对那些价格直线上升的“文房四宝”感兴趣，但对于中国藏家来说，它们蕴涵着中国古代文人显贵的文化理想。另外也可以用笔者前几期文章中提到的，艺术品与财富的对价关系来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会形成迥异的财富对价关系，例如在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作品成为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则是传统文化精品。反过来说，稳定的财富对价关系的确立，也说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基础日趋牢固。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重申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一个特性，即自生性。从全球范围和历史角度来看，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艺术市场也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寻求新的增长点，如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以及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其相同之处是经济增长释放的艺术品投资收藏需求，但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艺术品市场不单纯是作为消费市场崛起，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决定了中国市场更具有自生性，或曰生产性，这意味着中国市场的长期可投资性更高。中国买家的进场牵动了整个国际艺术产业寻求变化，来回应中国市场的需求。至于在《华尔街时报》报道中提出的问题，笔者认为，并非没有可能。这有赖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完善，市场参与者专业化程度提升，加上中国政府重视文化战略，为整个文化产业注入充沛的发展动力。对于收藏家和投资者而言，可以说“大有作为”的市场契机已经出现。
关键词：投资收藏 苏富比 艺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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