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

　　1982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第一次来到中国，彼时的中国民众对这个银色头发的老头倍感新鲜。他在北京的长城与天安门留下了不少经典照片，正如每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一样。今天，由安迪引领的波普艺术仍在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艺术家，他所信奉的“每个人只要有15分钟的曝光机会，都有可能成为名人”的信条在今天也早已变成了现实。2013年4月28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安迪·沃霍尔：十五分钟的永恒”回顾展，可以被视为安迪最重要的中国展览，策展人为此次展览的准备从四年前就开始了，可以想见这次展览的重要性。

　　而另一位对中国当代艺术至关重要的人物——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中国首展，也于2013年4月26日在北京的UCCA开幕。正如策展人唐冠科所说的，“马塞尔·杜尚用一己之力影响了20世纪艺术史自他之后的发展趋势”。今天，当这两位艺术大咖的重要展览齐聚中国时，艺术圈内外的人们无不闻风而动。

　　安迪·沃霍尔 十五分钟的永恒

　　安迪·沃霍尔曾在电影《黑衣人3》里被调侃成监视外星人的人类特工，以艺术家为假身份执行卧底任务，因为无聊才画了金宝牌汤罐头，这是导演对于这位天才艺术家的另类致敬。而对中国观众来说，艺术家当年在长城上的留影让他看起来倍感亲切，但关于他创作脉络的了解却大多仅限于艺术史书、画册、纪录片和拍卖行的图录。这次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大型回顾展“安迪·沃霍尔：十五分钟的永恒”成为了继上海双年展后最令人期待的展览，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和美国安迪·沃霍尔美术馆联合主办，纽约梅隆为首席赞助，尼古拉斯·钱伯斯、龚彦作为策展人。作为整个亚洲巡展的其中一站，这些作品全部来自美国匹兹堡安迪·沃霍尔美术馆，将在上海展出三个月，然后被运往北京，最后前往东京。

　　展览在当代馆的二楼举办，展厅内部根据安迪的创作时期编年排序，依次展出了他从1930年代到8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的全部作品近400件;走廊的墙上满是相关的照片、文献，也让观众对艺术家有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了解，从匹兹堡毕业后只身前往纽约的安迪，如何从绘制商业插画开始步步为营，实现了成为艺术家与名人的梦想。

　　吃番茄罐头长大的孩子

　　墙上的照片及文献向观众展示了艺术家如何度过自己最初的“青葱岁月”。安迪1928年在匹兹堡出生，他的父母是斯洛伐克移民，1930年代正处于大萧条时期，食物经常短缺，他的妈妈有时候就会用番茄罐头煮汤。

　　安迪无疑是个幸运的孩子。他的父母虽然不富裕，但始终对他充满信心，在小学四年级时就让他加入卡内基学院周六艺术班，他在那里度过了三年时光。据记载安迪8岁时患上了神经障碍的疾病，大约有一年时间没有去学校，他稀疏的头发也让他开始自卑，一直宅在家里。妈妈给予他很大的鼓励和安慰，提供彩色图书、电影杂志和纸质玩偶，并鼓励他用这些材料进行各式拼贴和上色的艺术游戏。这让人想起身体同样孱弱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妈妈的关爱下在回忆的细节里流连忘返，有着极大的创作自由。也许正是那些充满明星照片和商业广告的电影杂志让他从小就对大众传媒的手法习以为常，对名人和都市开始充满期许。

　　另一方面，安迪每周会与家人去拜占庭天主教堂进行弥撒，教堂里的各式艺术图样和符号对于很少出门的他也是极为丰富的感知经验。父母的鼓励和引导开启了他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并且锻炼了创造力和执行力。父母从没认为涂涂画画和拼贴游戏是浪费时间，总是给予他包容和鼓励。于是长大后，安迪选择了卡内基理工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绘画与设计系，在获得学位后便只身前往纽约，从商业插画开始迈出了艺术事业的第一步。

　　消费社会 活在当下

　　安迪·沃霍尔开启的艺术风格被艺术史称为波普艺术，在台湾也被称为普普艺术。全因他见证了美国工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盛况：商家开始讲究营销策略，醒目的商业广告随处可见，流水线生产的各式工业产品在超市里码放得一丝不苟，品牌的力量令人称奇。

　　“人在纽约”展区展示的便是一种适应和认知的过程。刚到纽约的安迪才21岁，经常去一家明星光顾频繁的咖啡馆serendipity，那里的老板也赏识他，因此他的第一次插画展览就在那里举办，每一件作品以25美元售出。当然之后他的天赋被越来越多的商家看重，他的插画出现在《Glamour》、《Vogue》杂志上，他也开始为皮革公司提供创意设计和商业建议，为百货公司的橱窗提供装饰画。在这一展区内，观众看到的就是安迪在1950年代绘制的商业插画。有些古怪俏皮又充满温情的图案，带有他特色的墨渍线条营造出模糊的印刷效果，粗糙的稚拙感加上华丽的色彩，这些都是他作品的迷人之处。他也已经开始运用一些自制印章来进行手工上色，这反应出他对技术带来的复制效率产生了兴趣。

　　当时他的插画事业如火如荼，27岁时年收入就超过了10万美元，但他还是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于是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学习到的商业模式和工业复制被他带到了纯艺术创作中。他与最专业的版画师合作，在自己的工作室(他后来称为工厂)中运用宝丽来相机、丝网版画技术开始了系列实践。“工业时代”这一展区就展出了这一时期的一些经典代表作，例如《金宝汤罐》(Campbell' s Soup Can，1961)，《布里洛肥皂箱》(Brillo 1964) 等等。当代馆的策展人马立小姐介绍，《李施德林瓶》(Listerine Bottle,1963)可能是安迪用丝网技术创作的第一件重要作品。

　　他对于颜色的选择和手工复制的质感追求没有改变，对于作品背后隐藏的理念也不断地明确。1962年他的个人画展被世人怀疑，不同口味的汤罐头绘画被当成玩笑。但实际上，他的波普背后有一种民主的理念：工业社会给人们带来便利，每个人在超市里有着同样的选择权，安迪对此说到：“总统喝可口可乐，Liz Taylor 也是，想象一下，你也可以喝可口可乐，并且花再多钱也买不到更好的可口可乐，所以为什么可口可乐不能成为艺术品?”这是一门反应消费革命对大众影响的当下艺术，也是一门追求平等的理想艺术。虽然被后人借鉴后，波普被更多地赋予了政治隐喻，比如在中国，1980到1990年代的波普画风。但安迪的初衷是在讲述生活中的平凡之物。今天的当代艺术也依然在刮这股“日常风”，讲述的依然是当下消费型社会中的种种。

　　从自卑到直面观众

　　1963年安迪购买摄像机之后，首度尝试了录像的创作。不少作品旨在好奇，例如经典之作《帝国大厦》(1964)记录了8个小时帝国大厦的模样，还有人的睡眠、化妆等再寻常不过的生活场景。前所未有的反叛方式对后来的录像艺术家也产生了持续影响。他发现人们在镜头前显得不自然，于是他记录这种人的反应，让生活中的琐碎和寻常变得充满乐趣。

　　艺术家观看世界的角度不断变化，从名人效应、市场营销的影响力到传媒对于信息的加工与公众的接受习惯等问题都开始反应到创作当中。1962年玛莉莲·梦露去世，艺术家制作了24幅不同色彩构成的梦露肖像版画(Marilyn Monroe，1967年)。在展区内可以看到其中的五幅，色彩的变化让人物形象从天真无邪到诡异妩媚，隐射着媒体对于人的随意描绘。对于自小迷恋名流、都市生活的艺术家来说，这一“应景”的创作举动让他得以在幻想领域与这位早逝的明星有了某种连接，也表达了对于偶像早逝的哀伤。

　　面对残酷的事实和媒体的渲染，让艺术家有了关于新生、死亡为主题的系列创作。 例如将一张婴儿在医院出生的黑白照片的对比度不断加深，营造出恐怖的气氛，照片内容没有改变，新生的喜悦因为色彩的扭曲变为死亡与不安。同时他也看到，每个人都有成为超级巨星的潜质，他预言在未来，每个人只要有15分钟的曝光机会，都有可能成为名人。这一预言在今天铺天盖地的真人秀和草根英雄时代已然得以验证。在“闪亮星光”这一展区观众就能看到艺术家卓越的社交能力，这一时期，为名流制作的肖像是他的主要创作。展区中，我们可以看到《伊丽莎白·泰勒》(Silver Liz，1963年)以及《杰奎琳》(Jackie，1964年)。

　　安迪也学会运用商业模式来包装和推广自己，他把平时的行头设定成安迪套装，定制的假发、墨镜、黑色外套，淡定又略显怪异的举止使他更受世人瞩目。展区“人生苦短”展出了1980年代他与知名年轻艺术家的合作，还有创作电视节目《安迪·沃霍尔电视秀》及《安迪·沃霍尔的十五分钟》、为摇滚乐队“地下丝绒”担任制作，参与时装秀及社交场合，可说是热衷于“跨界”创作的先驱。

　　就这样，他自己也成了名人，成为了被看的对象。在这一反应他事业顶峰的展区内，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一个系列的自画像。再比较一下他1950年代用铜版和墨水创作的自画像，你会发现，尺寸在不断扩张(1953年的27.9×21.6cm 到 1986 年的203.2×193cm);内容也从掩面自卑、害羞局促演变为了直面观众的正面;若隐若现的墨渍线条变为具有压迫感的浓烈色彩。自画像的演变见证了他不同时期的创作特点，反映了他信念不断增强的心路历程。

　　发现时光胶囊

　　今天，他的形象依然被印在T 恤和画册中，他从1960年代开始直到1987年去世，用于记录日常工作生活的《时光胶囊》(612个放满生活物品及信件杂物的纸箱子)也成了被看的对象。人们打开那些纸箱，像考古发现般地惊喜。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了解安迪的私人世界，以及艺术家所处的社会和艺术文化环境。这应该也是安迪乐于见到的一幕，他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

　　当代馆的策展人马立表示：展厅的文献柜里展出的是第237个“胶囊”，在里面可以看到“倩碧”的包装盒，也许是装过松节油的玻璃瓶，照片、幻灯片、商品标签和信件等等物件。在另一些时光胶囊里，人们甚至发现已经腐烂的蛋糕，可见安迪想回到孩童时代，只想收集和保存美好的单纯初衷。另外，她也表示这次的回顾展览将根据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场馆特点进行布置，展品相比香港站会更多一些，孩子们还可以参与动手实践的艺术工作坊，相信观众通过这一个回顾展会对这位非常有爱的艺术家有更详细的了解。

　　对话安迪·沃霍尔美术馆馆长

　　Q=记者 A=埃里克·夏纳(Eric Shiner)

　　记者 ：本次展览的准备时间有多久?

　　A ：四年半前，当我开始担任美国安迪·沃霍尔美术馆馆长起，想要做第一件事是把安迪·沃霍尔的藏品带到亚洲。所以这个项目从四年前开始筹办，我想要把安迪·沃霍尔的展品带到中国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作为一个当代艺术的学者，一直很关注亚洲当代艺术，尤其是中国和日本当代艺术，所以我也深知安迪·沃霍尔对中国当代艺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我希望通过本次展览让中国的艺术家和大众能够亲身体验到安迪· 沃霍尔的优秀作品。

　　记者 ：安迪·沃霍尔与中国的渊源从何开始?

　　A ：安迪·沃霍尔第一次来中国是1982年，大家可以从展厅里看到他当时来中国拍的一些照片。他当时去的是北京，做的是很多游客都会做的事，去的是长城和天安门。其实他和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在1956年的时候就来到了亚洲，当时他去了日本、泰国和中国香港。他在去亚洲的路途中发现有很多寺庙的佛像都包上了金帛，这也给他很多灵感。等到他回到纽约之后，在很多的绘画作品上也使用了金帛，我们也可以在展厅里看到这样创作手法的作品。

　　记者：安迪·沃霍尔和他的作品揭示了什么?

　　A ：本次展览也是我们安迪·沃霍尔美术馆首次举办如此大型的展览，在本次展览中展出了艺术家400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完整记录了他的艺术创作生涯。而不管安迪· 沃霍尔使用的作品是什么媒介，还是这个作品尺寸和大小，他们的作品有一些共性，就是他关注的是整个当代人的精神，也就是在1950年至整个80年代末，美国文化的精神。而这些其实是安迪·沃霍尔对整个社会作的记录，可以在他的作品里，不管你是来自哪里，来自哪个国家，都能够看出这些文化中共性的东西。所以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是他对社会的研究，具有整个大家都能看到的普世性。

　　记者：今天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价格已经非常高了，如果艺术家在世会怎么想?

　　A ：安迪·沃霍尔已经逝世26年，如果他知道自己的作品现在在拍卖市场上的反应他会非常开心。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自己就能通过把自己的艺术作品售出而获得巨大的财富，不过我们如果去看安迪·沃霍尔他最早期的作品的话，比如“金宝汤系列”，一幅画只卖100美金，却仍然在画廊卖不出去。现在你想想看这个价格就升得非常高了，4000万至1亿美金以上，这样的升值速度真的是不可思议，而且安迪·沃霍尔也成为了非常坚挺的艺术指数，他是艺术家中最具有企业精神的。

　　记者：这次展览的安迪代表作是什么?

　　A ：我们这次在展览中展出了不少他的代表系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时间胶囊”。安迪·沃霍尔其实制作了612个时间胶囊，把他自己从1974年以来在桌子上或者是床头柜上放过的东西，都收集起来放在标准大小的纸板箱里面去分存，平均每一个纸板箱里他收藏的东西可能会有100 件，我们博物馆总共收藏有612个这样的箱子。这次展出的箱子包括了安迪·沃霍尔的信件、照片等各种各样的小东西，艺术家希望通过这样的项目，把生活中的记录留下来，包括他生活的体验和故事。事实上，安迪·沃霍尔本身已经不光是一个收藏家，在他生活的后期，他甚至已成为一个有收藏癖的人，他家里，房间里，从地板一直到顶上都是收藏的东西，在美国这是被称为有收藏癖的。

　　记者：安迪·沃霍尔的粉丝们会怎么想?

　　A ：如果我们现在看同一时间，总是会有安迪·沃霍尔的展览在同时举行，但是我们博物馆的收藏品数量非常大，我们约有900幅绘画作品，约数千幅素描作品、版画作品，此外还有艺术家收藏的1万多幅照片。之后我们博物馆会在全球举办安迪·沃霍尔的展览，所以安迪·沃霍尔的粉丝会跟着展览在全世界旅行。

　　颠覆传统——杜尚中国首展

　　马塞尔·杜尚用一己之力影响了20世纪艺术史自他之后的发展趋势，正如策展人唐冠科(John Tancock) 所说，“通常情况下，艺术家仅对与之同时代，或其后相近时代的年轻人产生直接作用力，他们的‘余震’随时间流逝而渐趋削弱，直至销声于历史长河中，即便是毕加索。然而，杜尚的‘余震’却似乎还在持续不断地发生：杜尚以其丰富、充满变化的观念作品不断刺激着外界环境，这些作品所释放出的强大力量一直持续到1960和1970年代以后，包括当代艺术的各个领域。”

　　杜尚是现当代艺术史中最具颠覆性和深刻性的杰出艺术先锋，对东西方艺术家、收藏家和各界观众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他在一战时引领的达达主义运动，散播着非理性与反艺术的思想，对之后19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1950年代的波普艺术，1960年代的偶发艺术和激浪派等艺术流派或艺术团体的创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到今天杜尚的余震也仍在延续。

　　2013年4月，在杜尚逝世45周年之际，他的作品首度被引入中国，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以下简称UCCA)开幕的“杜尚与/ 或/ 在中国”展览，在呈现杜尚部分经典原作的同时，也展出了曾深受其启发的一些中国艺术家的新老作品。

　　本次展览由两位驻纽约的学者兼策展人共同策划，展出的大多数杜尚作品来自其中一位策展人——弗朗西斯·瑙曼(Francis Naumann) 的私人收藏。据UCCA 馆长田霏雨介绍，也正是由于瑙曼的强烈主张，这个项目才得以启动与推进。而另一位策展人唐冠科与杜尚的渊源也很深：早在1970年代他就在费城美术馆策划过杜尚的展览，作为观察者他从1990 年代起便开始参与北京的艺术圈。本次展览的中国艺术家大部分是由他选择的，包括黄永砯、艾未未这样与杜尚关联显著的艺术家;此外他也邀请了一些中国艺术家为本次展览特别创作作品。

　　颠覆传统 杜尚并不孤单

　　杜尚出生于法国，之后加入美国籍。他是纽约达达主义团体的核心人物，他的出现彻底改变、影响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可以说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二战之后的西方艺术，主要是沿着杜尚的思想轨迹行进的，因此了解杜尚是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关键。“杜尚是非常反叛的。首次看到他的作品是1967年，那时越南战争正打得火热。他是一个跨越了所有障碍的艺术家。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我妈妈不会喜欢他的作品，这是一个秘密，我自然就会喜欢他。”策展人瑙曼这样说道;而另一位策展人唐冠科对杜尚同样具有深刻的认识，并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也了解较深。对于本次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他着重选择了明确表现出了对杜尚的兴趣，或是他们的创作与杜尚的艺术宗旨和创作方法基本一致的艺术家。

　　本次的展览以杜尚为核心，以中西对话的方式带给我们一个初步了解杜尚创作观念以及对中国艺术家影响的立体式平台，就像田霏雨希望的：“展览不是从单纯展示杜尚本人的作品或中国艺术家如何受到西方艺术大师影响的角度，而是呈现杜尚作品与中国艺术家的关系。希望本次展览能够就20世纪以来由杜尚的作品所提出的，处于现代性与观念艺术的概念核心的某些问题的传播及转译的方式与途径提供新的认识。”本次展览核心，杜尚《手提箱里的盒子》(Boîte-en-valise)系列作品以及杜尚其它30余件复制品和印刷品创作位于展厅中间，两边则分别是“向杜尚致敬”部分，展出了黄永砯、吴山专、王鲁炎、宋冬+尹秀珍、王兴伟、赵赵和艾未未在内的20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从杜尚的作品中，可以窥见最为多样化的艺术态度与艺术形式，于是唐冠科从众多杜尚作品中首选《手提箱里的盒子》带来中国，它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和展示空间的关系。杜尚从1935年开始创作“盒子”系列，于1941年完成， 总共制有300个。在杜尚余生中，它们以不同的版式面世，1968年杜尚辞世以后，此作品由其遗孀阿蕾柯西娜(Alexina)最终制作完毕。最先制作的20个盒子都装在皮质手提箱内，故此称为《手提箱里的盒子》，由于其中各自装有一件原作，故被视作“豪华版”。在UCCA展出的版本最显著的特点是盒子由大红色皮革制成，其中装有80件杜尚的各种作品的重制品。若干件从盒子这件作品派生而来的重制品也将在此次展览中以不同形式展出，其中既有镂刻凹版的杜尚著名的《新娘》(Bride)，也包括镂刻模板印刷的《下楼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这幅画曾在1913年的首届纽约军械库展中激起巨大争议，时至今日恰好是一个世纪。

　　与之相呼应，在参展的中国艺术家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徐震、杨振忠和施勇等一些艺术家策划于2004年的《62761232快递展》就是沿袭了杜尚这种离经叛道的精神。整件作品是一只塞满了“物品”的手提箱，这些包含了单放机、玩具手枪等的“物品”是由参展的42位艺术家特别创作的“微型作品”。这只皮箱之后被交给快递员快递到上海各处，想看展览的观众只要致电便可以在家中欣赏到这些作品，而经过艺术家培训的快递员则充当了展览的讲解员。“快递展”是国内较早尝试打破作品与展览空间关系的作品，好像当代版《手提箱里的盒子》。

　　转过“盒子”，两侧是31件杜尚的平面作品，包括从绘画重制品到印有独特字体与瞩目图像的杂志封面、插图和一些曾经出现在具有历史意义展览中的蚀刻与海报作品。其中，1921年杜尚以好友曼·雷为元素、为《纽约达达》杂志设计的封面，1936年为法国著名诗人、评论家安德烈·布勒东的著作《黑色洗衣亭》做的插图等都非常珍贵。

　　信奉“一切都可以是艺术”的信条

　　杜尚最广为人知的、创作于1917年的作品《泉》是现代艺术史上的里程碑——他把一个从商店里买的男用小便器直接搬进美术馆的行为，在当时彻底颠覆了艺术圈的认知与评判标准，同时也抛出了他思考的核心问题：艺术是什么?什么是艺术?如何去看艺术?虽然未能在本次UCCA展览中看到这件作品，但是在参展的中国艺术家部分，仍可看到对《泉》直接或间接的回应。比如本次展览中蔡元与奚建军于2000年实施的行为艺术：在英国最著名的泰特当代美术馆中对着公众、对着“杜尚的小便器”撒尿——艺术家也许希望以此来还原小便器的日常用途, 只是这一看似离经叛道的行为在观念上是否有点简单?可以调侃大师，但这种对反叛的“反叛”意义何在?

　　杜尚的破坏性、反叛精神、对艺术的独立思考与创新、离经叛道的生活对当代艺术的影响无所不在;人们从他对传统的颠覆中重新发现了自由的力量，重新去审视我们自认熟知的事物。杜尚从观念上开启了多种可能性，比如“现成品”的创作手法就是由他开创的。他消除了艺术家和艺术品的神圣化，打开了世俗的大门。从本次展览的中国艺术家作品中也能看到这种影响。比如政纯办的《奖》是把艺术家获奖的快递包裹直接留存下来;郑国谷的《再锈两千年》是用实心铜制作的各种饮料瓶子，回应了杜尚著名的现成品“瓶架”;王鲁炎创作于1992年的《W 自行车》，让本来实用的物品变得无法继续使用;而艾未未创作于80年代的《Hanging Man》简洁明了——用晾衣架勾勒出的杜尚侧面剪影诙谐生动，这位旅居纽约长达十年并大量接触了杜尚作品的艺术家觉得：“任何现代艺术作品，所具有的价值，都是观念性的。在杜尚之后所有的艺术的存在和其价值都是观念性的，杜尚为现代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此外，展出的黄永砯的《胡子最易燃》与宋冬+ 尹秀珍的《新瓶旧酒》也都以杜尚的作品为灵感展开，回应了杜尚版的《蒙娜丽莎》。

　　杜尚作品强烈的观念性超越并打破了艺术作品的形式，给艺术创作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上世纪20年代西方艺术界就曾提出“绘画已死”的问题，而杜尚的作品则为绘画打开了另一个出口，也启发了很多艺术家。比如他自1912年开始、花费了11年时间创作的《大玻璃》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通过这件作品，杜尚希望能彻底摆脱传统，摆脱习惯的绘画，探索全然不同的方式，达到反绘画和逃离绘画的目的。在本次展览中，除了装置、影像、行为等，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艺术家们以绘画为媒介对杜尚观念做出的回应。赵赵为本次展览专门创作的《无题·杜尚》就结合了自己最喜欢的两件杜尚作品《大玻璃》和《已经给出》，因为艺术家想要它“与杜尚的作品完全有关”。于是赵赵邀请了来自中国艺术复制品之乡——大芬村的画工把杜尚的《已经给出》临摹为古典油画，并故意按照博物馆的标准——画面前方用1.2毫米的玻璃——来进行装裱，而画中女人阴部相对应的玻璃则被他用锤子砸裂。赵赵说：“我现在已经不太去考虑形式的问题了，是什么都无所谓。你看到的形式和内容其实是有误读的。我只是抛出问题，你可以来回答。玻璃可以给你一个无限的可能性。”于是有限与无限在此聚合。而王兴伟1998年创作的架上作品《灯塔》也很独特。他把杜尚《已经给出》作品中手提油灯横卧着的裸体女人场景转化后重新入画，产生了超现实主义的感觉。

　　整体来看，“杜尚与/ 或/ 在中国”展览的立意较为吸引人，虽然还是有些许遗憾——作为首次杜尚中国展规模略小，展出的杜尚原作也较少。即便如此，展览仍然给我们带来了某种启发，艺术家宋冬觉得：“在众多艺术家与杜尚对话的作品中，既有致敬也各种有质疑。整个展览像是一件作品，每件都是其中的元素，其实对于熟悉这些作品的人来说，作品之间的对话才是有意思的，这是展览的魅力。”

关键词：安迪·沃霍尔　杜尚　中国　展览

更多新闻：

　　法国尼斯同时举办八场展览致敬马蒂斯
　　安迪·沃霍市场回暖：重返2006-2007年高峰
　　安尼施·卡普尔:成功的柏林个展
　　艺术收藏中的男女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