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上海《新中华》杂志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征文，收到百余篇。其中，哲学家李石岑（1892-1934）预言：不久的将来，上海租界必然收回，那时候最繁荣的地方，仍是南京路一带，不过，一些设施的功能改变了，名称也改了：
　　最惹人注意的是跑马厅改为“人民公园”之一，成为人民集会的重要场所。……环跑马厅一带高楼大厦，如华安保险公司、外国青年会、四行储蓄会之类，均将改为各种博物馆、纪念堂、研究院等重要文化机关。
另一位叫潘仰葊的先生写道：未来的上海，市中心将有中央大公园，各地随处有小公园及儿童游乐园，马路上广植树木，青葱满目，一些地方会有明显变化，最突出的是，“上海跑马厅建一大图书馆，可容二万人，计二十二层，与四行储蓄会望衡对宇”。
　　一个预言跑马厅将被改为人民公园，一个预言跑马厅所在地将建一图书馆。1949年以后，果然如李、潘所料，跑马厅被改为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周围多为博物馆之类设施，跑马厅大楼在很长时间里确实就是上海图书馆。
　　李、潘并不是算命先生，也不是手握大权的上海行政领导，他们在十七八年以前所说的话为什么那么灵验？ 本文就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园、人民广场这一历史变迁背后的意义象征。

　　起初是休闲场所

　　上海先后有三个跑马厅，相继建于1850、1854、1862年，迭相更替，面积越扩越大，方位越来越向西。

　　与赌博联系在一起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赛马被与赌博联系在一起。根据邵建的研究，早期赛马仅仅是体育娱乐活动，没有与赌博挂钩，马赛经费包括奖金主要来自跑马总会的会费收入和洋行公司赠款。上海跑马总会实行会员制，只有会员才有资格参加赛马。有些项目的骑手还必须为参赛交纳一定费用，赛马胜出骑手会得到一定奖金。所以起先赛马仅仅是体育娱乐活动。

赛马会盛况

　　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

　　跑马厅从一开始，便与歧视华人密切相连。跑马厅创建伊始就禁止华人入内看台观看比赛，除了跑马总会雇佣的马夫和杂役之外任何华人都不得入内。他们还禁止跑马场周围的华人居民在房子上任意开设窗口，规定面向马路的一面墙可以开设窗户，其它三面—律禁止。
跑马厅对华人的禁令，是在汪伪时期改变的。其时，日本虚伪地表示对中国人亲善，取消英美时代的禁令，华人于是得以进入跑马厅。

　　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

　　跑马厅中央场地，是租界最大的准公共广场，是殖民主义者公共政治活动场所，也是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每逢美国国庆、英国女王加冕、寿辰，外国重要军政人物来访，租界照例要举行阅兵活动，其地点总是在跑马厅。

　　收回是大势所趋

　　20世纪前五十年，是帝国主义在全球扩张、争斗、厮杀的五十年，也是民族主义在全球迅速高涨、蓬勃发展的五十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成为追求解放、追求民主、追求光明的时代最强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功能的变化，跑马厅的形象，便由先前比较单一的休闲运动场所，逐渐演变为赌博销金的魔窟、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帝国主义武力的炫耀场所、殖民主义权力的象征场所，成为上海最大的恶的象征。

　　抗战以后的收回舆论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国际地位显着提高，租界被收回，改变跑马厅的时机来临了。
　　1945年，就在抗战即将胜利时刻，跑马厅发生一起特别的政治事件，即悬挂国旗和撕扯国旗事件，进一步增强了跑马厅的政治象征意义。

　　历史的间断性与连续性
　　1949年5月27日，国民党在上海的政权被推翻，共产党接管了上海。政权更替，上海在意识形态、城市功能、道路名称等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如“中正路”命名的道路被分别改为延安路、瑞金路，“林森路”被改为淮海路，“其美路”被改为四平路，其改名规则往往有对着干、正相反的意味。但是，对于禁止赛马、收回跑马厅的观念与1949年以前如出一辙，有着明显的连续性。1951年8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正式下令收回跑马厅土地，改建成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
　　由上述可见，赛马在上海一开始只是比较单一的娱乐场所，上海社会的反映也比较平静，以后，随着跑马厅自身功能的变化，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跑马厅的象征意义一变再变，变成骗财害命的赌场、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变成众恶丛集的魔鬼象征。改变跑马厅的呼声与反对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向往文明、向往民主的斗争一起高涨。从1930年代李石岑等人的预言，四十年代“小学生”、“岳云”、《文汇报》、《申报》的议论，至1950年代的最后易名，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没有随着执政党的变化、政权的更替而变化。

注：关于上海跑马厅的研究，有徐葆润：《跑马厅掠夺国人土地纪略》，《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程泽庆：《跑马幌子下的种种罪恶》，《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365页；邵建《跑马场与近代上海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3年硕士论文；白玉琼：《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艰难历程》，分别从跑马与赌博、跑马与社会、跑马厅的空间意义等方面作了研究。张宁的《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上海跑马厅收回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48期，第97-136页，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对跑马厅的变迁、收回、跑马厅演变为人民广场的经过，作了深入研究。关于三个跑马厅租地经过，跑马厅的面积，《上海房地产志》的《跑马厅易地经过》一文，据《上海道契》、《北华捷报》等资料，梳理得相当清晰，见上海房地产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房地产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5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