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的“上海当代博览会”空降的西方成熟模式，像一面镜子，给了不成熟的中国自办博览会巨大冲击和反视自己的机会

　　9月19日晚，醒目的“Art Beijing(艺术北京)”标志被挂在北京农展馆新馆入口处。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刚刚结束不到半月，北京的艺术博览会又开始了。

　　艺术博览会随着中国正火的艺术市场，从起步刚刚进入幼年，开始面临成长的迷茫。

　　“只坚持半天就打道回府了”

　　15年前，董梦阳刚刚走出美院的校门和其他同学一样怀揣着成为艺术家的梦想。为了解决落户北京的问题，董梦阳权宜之下先进入了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的展览部工作。1993年，在他“入错行”后的第二年，他莫名其妙被领导选中，派往广州筹办第一届中国艺术博览会，现在北京世纪坛的铜牌上把1993年的那一次博览会归纳为中国艺术的大事记之一。但是那一届博览会却是一个混乱的开端。

　　90年代初的中国，画廊数量基本为零，艺术市场更是奢谈，董梦阳自己对于艺术博览会到底是个什么也搞不清楚。为了完成任务，他一家一家地到艺术院校办讲座，再找到艺术家一个个游说，最后凑了三四百人参加了第一届的博览会。当时场面现在想起来他仍然不好意思提及，“那都是艺术家自己摆摊，画连框子都没有，就拿纸条贴上价格。”董梦阳说。

　　那一次的情况是，如果有人标价五千，最后基本能砍价到五百成交，惟一一家国外的正规画廊误入歧途的参与进来，只坚持了半天就打道回府了。

　　混乱中起步之后董梦阳又这样持续了七八年，每一届大致如是。直到2001年，董梦阳参观了国外的成熟博览会才知道，正规的博览会应该以画廊为单位，而不是让艺术家像个体户一样的随便支摊子。回到国内，他发现西方的画廊已经逐渐来到北京和上海开设分部，他觉得国内艺术博览会的状况是时候改变一下了。在提议遭到领导回绝之后，董梦阳辞去公职，开始自己筹划博览会。

　　2004年春天，第一届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CIGE)开幕。中国的艺术博览会上第一次出现了以画廊的方式亮相。虽然能力不及，只有两三家西方画廊参加，但这是中国艺术博览会的一次重要转折。从那开始，中国的艺术博览会开始有了策划性，学术包装、论坛、主题展览纷纷开始仿效西方的模式一一上马。

　　2005年，因为内部人员矛盾，董梦阳离开CIGE另起炉灶创建了“艺术北京”博览会，CIGE由另一个合伙王一涵接手。北京的艺术博览会开始走入了竞争时代。

　　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火爆，画廊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艺术博览会在几年的时间内变化颇快，从混乱开始慢慢进步，但是因为经验的缺乏，始终没有质的改变。而当今年9月5日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开幕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国内的博览会在刚刚摸索出本土的经验之时，又面临着国际化模式的冲击。

　　“我们是艺术家导向”

　　刚刚结束的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以下简称：上海当代)，是挂靠在传统的上海艺博会上的一次博览会。虽然在上海举办，但实际上操作团队四股力量中三股来自国外。其中最重要的策划人皮埃尔和罗伦左都曾经是世界最为顶级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组织成员，甚至在他们两个人的影响下，巴塞尔才得以成为了世界顶级博览会的标杆，而这次，他们把同样的运作方式搬到了中国。

　　从观看角度上说，“上海当代”比北京的“CIGE”和“艺术北京”好看，大量的装置作品几乎出现在每一个画廊的展位上，单从视觉上已经十分靠近西方的艺术博览会形式。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还能发现另一个十分不同的细节——每一家画廊的名称牌的第一行写着的都是主打艺术家的名字，下面才是画廊的名字和国家。而这个小小的细节背后，隐藏着把一个博览会运作成功的重要诀窍。

　　“上海当代从操作上是很新的一个概念。做一个展会，通常是去找画廊，把项目告诉他们让他们报名，但是这次展会，我们更多是去艺术学校、艺术家工作室。我们是艺术家导向，先确定想邀请来参展的艺术家，再去找他们的代理画廊确保那些画廊必须带着这些人的作品来。”皮埃尔这样解释自己对博览会的理念。

　　这样的理念中隐含着策划人和画廊的强弱势关系。“上海当代”中无论是特别版块“惊喜的发现”“最优秀艺术家”还是普通的画廊区域，都能看出策划人强势的痕迹。在西方，皮埃尔和罗伦左也是用自己的强势和眼光把巴塞尔打造成为了顶级博览会。他们在国外十几年的成功操作经验赢得了众多参展画廊的信任。

　　而这样的操作方式在中国自办的博览会上几乎不可能，无论是董梦阳的“艺术北京”还是王一涵的“CIGE”，对于画廊来说，更多的还是出售摊位和服务，画廊自己挑选作品以应对市场，与皮埃尔他们相比，国内组织者在控制力上显得弱势。

　　由于皮埃尔和罗伦左在欧洲丰富的人脉资源，这次参加“上海当代”的画廊大都是西方的作品，那些在北京博览会上常见的中国当代作品只占了约四分之一，从作品的丰富性上讲已远超过国内博览会。

　　“上海当代”的成功源于国外策划人丰富的经验和强势的策划，中国国内的博览会，看到这个空降兵之后，都感到了竞争的激烈。

　　在中国艺术博览会以正规的方式走过4年之后，“上海当代”空降的西方成熟模式，成为了中国自办博览会的一面镜子。

　　亚洲艺术的“一站式购物”

　　艺术博览会说到底，是搭建起一个平台把艺术品展示出来以供买卖，又因为艺术品还有着展览的特性，因此艺术博览会又多了另外一层皮肤。但是归根到底，能否给参加的画廊和藏家提供更好的交易平台，才是衡量一个博览会是否成功的关键。

　　董梦阳承认，“我们总说一个博览会要把学术做好，其实到最后学术就是一种包装——让买卖显得更体面一些。”

　　在第二届CIGE上，董梦阳费劲心思请来世界一流画廊——美国的高古轩，对方带着安迪·沃霍的早期作品来到北京，一张A4纸大小的作品标价10万美金，尽管董梦阳为其找来他能想到的所有国内藏家，那张作品仍然高悬不动，无人问津。

　　“也是从那开始，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定位成国际化的博览会，请西方的画廊并不太靠谱。还不如踏实地定位在亚洲。”

　　董梦阳说，他现在的想法是把“艺术北京”做成针对亚洲艺术的“一站式购物”，如果藏家想买西方当代作品就去巴塞尔，如果想购买亚洲作品就来“艺术北京”。

　　艺术博览会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法国艺术沙龙和更早一些的艺术集市，而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博览会在1967年的科隆已经诞生；接下来1970年开始的巴塞尔和80年代兴起的“拱之门大展”一起占领了欧美艺术的山头。董梦阳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加之中国藏家极少购买国外作品的习惯，若一味和欧美的成熟博览会争抢西方资源，结局并不乐观。

　　与董梦阳计划定位亚洲不同，CIGE的负责人王一涵有另外的想法，他说，“我们的资源本来就是在亚洲，但这只是现阶段，我们会逐步增加欧美画廊的比重，做成国际化的艺术博览会。就像上海当代他们以后也会逐渐增加亚洲画廊的比重一样。”

　　而按照这样的思路，会使得这些博览会越来越趋同，竞争更激烈。“会越来越像，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中国这么大可以有两次博览会，春天北京一个，秋天上海一个。”王一涵的想法已经把“艺术北京”划在了竞争之外。

　　选择定位亚洲还是充满“未来性”的国际化，是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两难，中国的艺术博览会刚刚走上轨道四五年，与国外动辄几十年的经验相比还有着很多的尝试空间和修正的机会，但留给中国策展人思考和实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