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姓终于明白，除了比尔·盖茨外还有另外一个美国。那是个吃汉堡的肥胖沙发土豆的美国，他们无需努力就可以住上大房子。次贷危机的实质是全球人都在为美国人供房。

美国前安全事务助理谢淑丽（Susan Shirk）曾以《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赠予中国，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书名回赠美国了。美国传媒则自嘲：“亲爱的美国，欢迎来到第三世界！”

有良知的传媒呼吁：是时候回归传统伦理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家庭亲情融融共渡时艰、与邻居分享面包的情形令人怀念。这些传统伦理已被今天华尔街式的贪婪吞没了。

国学大师南怀瑾曾提醒说，凯恩斯的“消费刺激需求”理论是从西方引入的最坏的东西，应当回归东方质朴的生活伦理。是啊，“量入为出”一直是中国人居家过日子的原则，现在却跟着西方人跑。当贪婪超越恐惧，灾难就降临了。

2008年之前中国无不弥漫着“赌奥运”的气氛。按数字迷信，2008是个吉祥年、幸运年，连奥运开幕式选择的时间都是一串8。有讥讽者称，“1·25雪灾”、“3·14藏独”、“5·12地震”数字均相加为8，何幸运之有？

接下来的股灾、房灾更是刺痛了中国人的心。如果2007是中国人的理财元年，那么2008则是理财教训年。

股市从十七大时的6000点掉到现在的2000点以下，缩水2/3。网民追问：请问我的“财产性收入”到哪里去了？

于是救不救市的争论从学术界弥漫到传媒和公众。张五常说，与其救市不如救企业。谢国忠则称，那些不该救的企业不如早死早超生。颇受网民欢迎的香港教授郎咸平则指出，中国独有的“二元经济”令热的垄断部门更热，冷的制造业更冷，小老板关门，制造业的钱都流向楼市股市。所以中国经济根本不是过热，而是过冷。

早就预感“冬天”的华为掌门任正非发表内部讲话，“也许2009年、2010年还会更加困难，……国家也很难，我们态度讲清楚：你乱发表言论，你上街游行，我们是要辞退的。但，你的退职金还是要发给你的”。

事实上，今年春运雪灾80万民工滞压广州站就是珠三角企业倒闭潮的先兆。通常一个地区产业升级需要三到五年才能见效，在这三五年里，新型产业未必能够这么快地填补原有空缺，港台经验表明，中国大陆产业的痛苦转型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应省委书记之邀来广东，他向汪洋指出，中国企业不得不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设计”，转向“中国想象（imagined in China）”。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弗氏岂知，中国人早已失去想象力。

中国人在反思，美国人也在反思。美国《新闻周刊》盘点“美国是否在输掉全球化”，指上一个十年美国取尽全球化的优势，而这十年美国正失去全球化的领导地位。目前有50%美国民众认为自由贸易会“伤害美国”。文章自问自答“美国剩什么？”答：还有农业、有高科、有高教及商业品牌。

那么，中国剩什么？中国经济又进入每四五年一个周期的“收-放”循环了。有经济学家挑明，本质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方向和企业界创新的匮乏。即使不发生世界经济衰退，这两大问题迟早也会导致后劲乏力。这样看拐点是必然的，金融海啸只是催化剂。

解放思想：改革仍由政府推动还是还权于民

温家宝受访时引用《沉思录》里的一句话：“请看看那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都烟消云散了。”他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第一，政府当遇到灾难时不要退缩，要勇于面对，并且带领人民去克服，这需要坚定、勇气和信心。第二，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负责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

温家宝被外媒誉为中国的“首席同情官（者）”，与民工共同进餐，拥抱艾滋病患者，下煤矿与满脸黢黑的矿工合影，今年汶川地震又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区，赢得国际赞誉。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3月人大期间铁道部给自己在华南雪灾中的表现打了90分，引来一片嘘声，被网民评为“很傻很天真”，一位广州政协委员反思雪灾时提出要打气象局和铁道部这两只“老虎”，后被禁口。

原本期待的“大部制”改革数度难产，此前五次改革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现在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多得很。有的部委下属单位，儿子、孙子、重孙子，甚至重重孙子。三五个人，挂个牌子，就收费。”李金华临退这般炮轰发改委。

中国机构改革之难，在于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今年，陈良宇案终于出了结果。但全国大大小小的社保案远未了结。《财经》杂志报道上海社保张荣坤案时用了“打通权贵之门”六字诀。

香港传媒盘点改革开放30年用了“五大成就、五大不足”，其中五大不足包括政治改革进展缓慢、贪污腐化、贫富悬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和环境污染。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受访时提出未来三个改革方向：一是更多地把意识形态转向利益格局的调整，二是从还利于民真正转向还权于民，三是从思想层面真正转向制度创新。

还权于民首先表现为增大民众在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发言权，让公众在监督政府行使权力方面起更大的作用。

其次表现为还产于民，政府退出垄断行业，让小民有更多创业机会（经济学家陈志武）。回顾美国100年前的“进步时代”，权贵经济逐步让位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两极分化走向社会相对均富，美国中产阶级才得以诞生，民主才有了阶层基础。

“赢在中国”中，一位山东参赛者单膝跪地，“要行动！要行动！要行动！”直到泪水直流。可当一切格局既定，个人的努力是有限的。2008年，创业不再是一个轻松的词。

2008年人们看到的现实是M型社会的降临。中国上行社会正在沦为又一个M型社会。股市今年已经消灭了4万亿以上的民间财富，房市也会消灭4万亿的民间财富；而产业领域，民营企业正在被绞杀，估计蒸发的财富也大致4万亿。由此推算，中国中产阶层在一年的时间里，将蒸发12万亿以上的财富。这大致相当于他们现有家庭资产存量的30%。

最新的毕业生调查表明，41.61%大学生就业靠家庭和社会关系。社会流动板结化，社会结构固定化，这对于一个正在上行的社会是致命伤。

航天精英翟志刚等农家儿一步登天的机会太少了。网上发文《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农家女才是真实的写照。草根没有上升通道，中产何来？

“我看了网上那些代课教师给我的留言，那真是‘血淋淋’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向传媒感慨。网文《致汪洋书记——来自非珠区教师的心声》说：“汪老哥：您好！国家之根在教育，教育之根在教师，教师之根在工资——工资不提高，生活上不去，叫大家如何安教乐教？全省代课教师平均三、四百元，一个月吃不上几斤猪肉，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子……”

3月人大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几乎将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的手机打爆。包括胡小燕在内的区区三个代言人显然是无法满足农民工群体的民意诉求的。
每一位人大代表身后都站着一个利益群体。张茵说了几句代表本阶层的话遭到炮轰。民企老板们感叹，民企最困难的时候即将到来。每一个垄断集团周围都群集着众多民企。改革开放30年，最具创新精神的民企沦为寄生种群。

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一月份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创纪录的5.1万亿元，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全国人民可以花的钱。与这辉煌的31%增长相比，近五年来，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和6.8%。

中国政府规模到底有多大？这是个迷宫般的问题。人们读到的是，改革开放30年财政增长，可在教育、医疗、社保方面，依然捉襟见肘。那么，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美国，去年此三项上的开支占到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刑普的提案石沉大海。只有东莞政府给居民象征性地发了钱，还未涉及对东莞作出主体贡献的农民工。更多的地方是赤字政府，金融海啸后中央不得不批准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政府自身难养，何谈还钱于民？

未来GDP增长押在拉动内需，内需的重头在农民。中国的内需在农民的口袋里。农民口袋不鼓，什么城市化、现代化、中产、民主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