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近时代的批评话语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而在此之前一个庞大而稳固的意识形态传播体系早已建立。这一体系不仅包括那些作为“喉舌”的狭义媒体，还包括个体意识尚未自觉的广大民众，它因此有着强大的对抗外来话语的传播壁垒，并且具有自我修复或加固的能力。’85能成为一次“公共”领域的运动，它所借助的传播体系的“自我松动”实际上是来自于前一时代所积压的社会矛盾的爆发，随后的收缩政策证明了这一点。自上世纪最后二十年以来的经济发展逐步释放社会内部的压力，趋向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基于意识形态的自信，整个体系进入到前所未有的一个良性循环之中。当前艺术市场泛起的泡沫闪耀着的是投资的目光，艺术品如同股票和房地产一样，只不过是有着大小面值的票据。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几乎所有经由艺术媒介的批评最终都被一一消化，就连最有可能涉入大众传播的行为艺术媒介也只剩下沦为时尚的“艺术”躯壳而反过来加固意识形态体系的传播壁垒。最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实现问题差不多就是一个悖论：没有个体意识的觉醒就无法突破意识形态的传播壁垒；而不经由大众媒介就很难唤醒个体意识的觉醒，但属于这一时代的现成大众媒介正被保护在壁垒之中。

这是一个几乎令人绝望的真相，但历史还得进行下去，总是有一些“不能完成的任务”必须被执行。媒材的更新等待科技的发展，但媒介的拓展却是不受科技束缚的创造。经由法律途径去争取新闻的自由只是努力的方式之一，在现行法律的容许度内生成一种甚至一系列新的大众媒介又未尝不是一个希望呢？

问题到这里已经明显不是一个“艺术”的问题了，而是关于如何艺术地展开批评话语的问题。在这个多媒材并存的时代，大众媒介主要基于三种基本的媒材：印刷品、广播电视和计算机网络，其中每一个大类又可以细分为许多小类。各种各样的信息同这些媒材“化合”，构成姿态各异的具体媒介，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满足着人们的信息需要，同时也按各自不同的目的引导着人们的意识与行为。不可否认，在纷繁的媒介潮涌中，一些可供大众互动的平台已经出现。然而，这些即便是可以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的互动平台，往往都处于意识形态轨道的引导之下，很难引起意识根源上的根本反思。对于这种“引导”我们还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现在的许多传播中，人们很难直接的感受到被引导，即以前那种毫不遮掩的说教。可以说，眼下的意识形态传播已经变得艺术多了。在如此艺术的引导中，纪实的力量最不可忽视。有计划的事实证据让隐含的观点显得不可辩驳，意识形态自问自答式的互动传播营造了“对话”的假象。因此，近来由王南溟提出的关于“新闻”的话题显得非常有意义。实际上，王南溟对批评何以传播的问题早有关注，出版于2006年的《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一书从理论到个案的分析已经很深入地探讨过相关的问题。今天，继续对它的关注有可能让我们找到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

但如何具体的创造公共话语的对话媒介还是本文无法回答的，或者说这样的命题本身也是不够严谨的。前边已经说过，在前现代的社会状态下个体意识尚未觉醒，公共对话更无从谈起。公共话语的对话媒介不可能以“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被创造。那样的思路只会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限循环中去。我们不能期待对话媒介、个体意识及公共话语被任何理论有计划地构建出来(但理论可以作为一种对话首先展开)，而必须以个体的行动促成它们的生成。作为某种“精英”的当代艺术家必须重新定位自己在批评实践里的身份——作为有批评意识的公民。只有抛弃“艺术家”或者“批评家”的姿态才可能是参与而非说教，这是让对话成为可能所必须的态度。至于随后展开的经由大众媒介的批评行动究竟是“新闻”还是“艺术”已经不重要了。另外，还需要意识到批评行动总是艰苦且没有终点的，因为它不是为谋求任何形式的权威才被发起的。

最后，套用特里•伊格尔顿的一个比喻来结束本文：我们知道，狮子比驯狮者更有力量，而且驯狮者也知道这一点。问题是狮子并不知道这点，很可能“艺术”的死亡会有助于狮子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