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是一个本质主义的追问。也正是因此，我并不反对批判，也不反对指责，我关心的是，谁之批判?谁之指责?批判谁?指责谁?我想，批判、指责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澄清批判、指责的主、客体。我们要拒绝盲目的批判与指责，而非批判与指责本身。对于今天来说，任何人都可以批判、指责，任何人都可以表明立场，任何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恰恰因此，我们需要反思的并非是选择本身的问题，而是选择前的审慎、明辨及判断的问题。这显然是目的层面上的考量。从这个意义上，经验主义及政治哲学或许与画画没什么关系，但是它关乎的是个体基本的价值判断和认同的问题。这实是批评根本的支撑所在。比起方法论上的理论问题，这更重要。

　　毕竟，批评家最终还得诉诸于自我思想、观念及立场的延伸和推进，而不能仅只作为艺术意义、价值的“客观揭示”。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批评家都去阅读经验主义，思考政治哲学。这还得取决于个体的志趣、判断及选择。但我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今天经验主义的背景至少使我们的问题意识兴许会显得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阅读政治哲学使我意识到应该回到思想、文明的源头，在此前提下，对经验主义本身方能有所反思和检讨。

　　由是可见，在目的层面上，并不存在理论边界的问题，即在价值层面上，理论没有边界。其追问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而非语言、技法层面上的问题。易言之，我也不否认方法层面上的理论边界问题。尽管图像理论、解构主义、形式主义等在这个层面上不乏针对性和有效性，但也有着严格的具体限定。就像亚里士多德区分谨慎与明智一样，在他看来，谨慎是一种德性，一个目的，而明智则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谨慎包括明智，但明智并不意味着一定谨慎。[3]同样，在这里价值诉求、立场认肯依赖于图像理论、解构主义，但是图像理论、解构主义、形式主义等并不一定指向价值诉求和立场认肯。

　　说到这里，自然就关涉到批评的话语范式。近年来，批评界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网络语言、草根话语、民间叙述等范式的介入。看上去，艺术家也很喜欢、甚至更加认同这样的批评话语，因为其更贴近真实，也更容易读懂。以至于今天，我们也难免常常听到一种反对批评的学术化、概念化的声音。艺术家、画商提这些就不用说了，似乎不少批评家也在极力呼吁和倡导。我想，这并非没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在学术为本的今天，我们的确需要这些鲜活因素的注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此批评就全然成为随性的纯感性表白，毕竟这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级的大众层面上的阅读和解释方式，其结果是“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可能成为新的话语霸权。[4]在我看来，这在今天尤其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对于批评而言，感觉、感知、知性及感性确定性都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真正的批评还应回到理性确定性的思想、学术层面，最终还应回到批评主体自身及其价值(政治哲学)立场。所以，不可轻易地拒绝概念，更不要盲目地贬抑学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思想、学术皆诉诸于真理，而真理之为真理，只有在作为概念时方能成立。[5]

　　因此，如果将收录在本书中的文字当作艺术批评文本，那可能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在我看来，艺术现象背后的意义诉求、价值认同，才是我真正想表达的。不难发现，其间充满着种种矛盾与冲突，背后夹杂着左翼、右翼，激进、保守，乃至中庸等各种观念、立场，但细心的朋友也会发现，若按写作时间看，其中还是有一条清晰的思考脉路。至于什么脉路，在此不妨卖个关子。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最终的追问，即：当代艺术批评如何超越体制的边界?批评如何促使艺术回到其自主性的场域?

　　注释：

　　[1] 本文系拙著《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政治》(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即出)代序。

　　[2] 易英：《易英谈艺录(一)》，见：《艺周刊》，2009年4月2日，第25版。

　　[3] 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伦理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龚群译，第1版，商务印书馆，2003，页113-114。

　　[4]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自序，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页7。

　　[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译，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页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