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接近“六十耳顺”之年的人(本人1949年10月生人，今年59岁)，心境却时有耳逆之扰。

　　近日在网上见牟群《两边跑教授的典型人物高名潞的单边纪实》和《滑天下之大稽——川美史论系老师们致院领导意见书》，很有感触。文中所提“两头跑”之事，使我想到许多。我这一生总是在奔跑中度过。从老家天津到内蒙古草原，从内蒙到北京，从北京到了美国，现在又从美国回到中国。十几年一搬迁。这可能是受到了蒙古人迁徙哲学的影响，我总有一种感觉，“家”不是一个屋，也不是一个地方，或哪座城市，而是迁徙之“旅”。所以，“迁”不但是器，也是修心之道。所以，我敬佩草原上的蒙古人：有着蒼狼般的坚忍。做人不唱高调，而且要讲良心。给与比索取好，默默做事比叫卖自己好。所以没有那么多公共口号和标签。

　　自从九十年代中，哈佛后期，我就想回到中国的大学工作。朋友和学者都曾多次热情推荐，但是，一些“高级权威”人士总是以本人具有“敌对思想”为由而拒绝。2004年被聘为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美术学系系主任。记得我去川美那天，罗中立院长带人把黄桷坪的树和学校的路都用水冲刷了一遍，以示欢迎，令我非常感动。2004年上半年到川美，正值张强离任，在原有基础上，我与系里老师们共同确定了全系新的教学大纲;完善了美术学系资料室，争取到学院每年提供十万元的图书经费;建立了美术学系网站(具体网站工作由王小箭负责)。我近年常呼吁对方法论的关注，所以在2004、2005和2006年期间，为川美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并教授了《艺术方法论》课程。这些教案，作为川美的申报项目已经被批准为国家教委的社科研究项目，教委资助的科研经费也已于去年下拨到川美。

　　在川美2006年评选“罗中立奖学金”作品期间，我突发心脏病，致使从2006年下半年起，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川美，我都处于长期不在学校状态，大多数时间居住在北京家中。基于我的身体状况和繁重的研究任务，罗中立支持成立了四川美术学院“高名潞现当代艺术研究所”，将我的主要工作转移到研究方面。在此期间，我将川美的研究生带到北京，一起策划了《无名画会》展(北京、广东和上海巡回)、《抽象三十年》等展览(正在西班牙巡回)，以及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分别在一月当代、今日美术馆和中央美术学院召开)，同时，在研究生的协助之下，编撰了《无名》、《美学叙事》、《意派》、《85美术运动》(加上《墙》的中文版)等六本专著。这些大量的策划和出版实战经验，锻炼了我们的研究生，同时在出版物上，都注明了我作为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的身份，以及川美的支持项目。我希望这些工作能够给四川美术学院带来一定的学术声誉。我的研究经费全部用于和川美教学和研究有关的项目，比如，报销研究生在北京和我做研究项目的路费、生活费等，以及美术学系网站的建设费用等。

　　由于上述原因，我不能长期在校，特别是按照当初的合同规定每年在川美呆四个月。自2006年开始，我不再领取川美的工资及其他一些报酬。我为川美所做的些许工作，权当我对川美的一点奉献。对于是否继续做系主任，这两年我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和很多老师一样，对美术学系的发展方向总是担忧，扩招是弊端，人事有隐患。另一方面，又深感自己的精力有限。几次萌生退意。所以，牟群在信中所说：“高老师多次提出辞去系主任一职”，实属事实。但是，在《两头跑》一文中，牟群又说“高先生如抓稻草般地抓住这个空头的系主任职务不放!”体制内人事变动不是我能管辖的范围，也无力置喙。但是，如果我觉得应该做，那就决不放弃。但我不知道我能在这个位置上捞到什么稻草?

　　能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做点什么，是我余生的愿望。我很自豪能够做两边跑教授，绝非像牟群想象的那样——这是我的“痛处”。罗中立院长和匹兹堡大学的校长现在都为我提供了更好的“两边跑”的条件。因为，他们不狭隘，理解学术交流的益处和必要性。试想，没有众多外国和中国的艺术家、策划人和学者的两头跑，能有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景观吗?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跑多少年。近两年，在北京相对稳定的生活，使我身体有所恢复。我想对我的朋友和学生，对所有关心我的人说：谢谢大家对我的关爱。记得当年在内蒙古，我每天骑着马在草原上放牧奔跑。八十年代到各地跑。九十年代初在美国，曾经数年独自面壁。而后又为展览、教学和研究在大洋两岸来回跑。我自己独特的经历告诉我，不论在哪，在任何时候，都决不放弃一样的责任和良心。“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边塞人的豪气!内中带着一些悲怆。中国当代艺术这些年跑的很快，很猛，但也存在许多问题。我越发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所以，我和志同道合者当共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