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学到了西方很多知识。尽管这些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受到翻译的影响，有些粗糙。但我们要相信当时的翻译工作者的水平。当时翻译著作的内容框架和覆盖面比较起来其实已经概括了西方学术的基本架构。比如说，我们可以描述出西方从尼采开始的150年整体框架。就是在反思、否定二元模式开始向感性、非理性和经验、感觉、身体模式等方面的学术转变；同时，他们的触角也伸向了东方。

中国的模式也是这样，在1840年后开始反思自己感觉性、经验性、内化式的命题、概念和范畴。我们试图找到可以用论证、推导的逻辑思考的模式，这时候，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大量地被引入进来。

到了今天，中国的艺术批评整体上已经掌握了西方学术批评的理论框架。把西方主要的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思想介绍和吸收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现在对于那些“大胆求证”的人来说，是应该去思考如何能够融合、建构一种共享包容的、面向未来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的时候了。

近几年，从国内一些展览和学术讨论话题可以看出来这个逐渐清醒的倾向。高名潞先生提出的“意派”理论；我本人早在2006年秋天在今日美术馆做过一个“中式意识”的展览，意在表达用中西融会的创作方式进行审美再造的一种艺术；陈孝信先生主张的“文脉”中国艺术；吕澎最近提出中国新绘画艺术的走向，他借用宋代的一幅画——“溪山清远”，表达了对中国当代艺术30年发展的反思。

中国当代艺术30年一个基本的模式和特征是，从“文革”之后，面临经济大潮和社会转型，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巨大变化中人性的矛盾和冲突。但我们无意中忽略了一点，或者说是一个不完善的地方，就是中国当代艺术要从新的角度和立场重新关注这些充满矛盾冲突的人性，以及使之得以被承载和发生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把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梳理和定义。

中国传统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老庄哲学关注人的自然属性，而孔子的儒家哲学关注的是人的社会属性。这方面我们30年的艺术不是有意识地忽略了它，而是时候未到。到了今天，中国的批评家意识到了这一点，情况开始变化、转折。

曾经给予西方很大启发的传统中国艺术，借助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传达出人的天性的流露和对自然的态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宋代的山水画中得到启示。艺术中既要表达人的社会观，也要包含自然观。否则我们的艺术和民族文化是不完整的。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的强项。今天看来，这是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人与自然相处的态度往往要比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重要，人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自然观来平衡，人和人、人和物的关系会扭曲和畸形。既要关注社会，又要关注自然。当代艺术理论批评应该在这方面加强。

最近5、6年的批评界的变化说明了这个趋向。当然这种自然观的追求与传统的自然观念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有别于过去农耕社会的自然观。我们的自然应该是更加完整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