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画家范曾与收藏评论家郭庆祥名誉侵权之争闹得沸沸扬扬。前些日，法院宣判：郭庆祥构成侵权，被判令赔礼道歉，并赔偿7万元。一审判决后，社会各界围绕美术评论和名誉侵权界限问题见仁见智，好不热闹。既然美术评论这一专业问题纳入了司法评判范围，那么，用法律眼光来看待自然会更明了一些。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使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这便是“范郭之讼”名人效应引发社会讨论的宪法依据。

　　美术评论，属于公民的言论自由。严格意义上的美术评论，是对美术作品的艺术风格、语言形式、表现方法、题材类型、技法特点等艺术要素进行的分析评价。美术评论是美术欣赏的深化，是在感受的基础上，以理性的分析揭示美术作品、美术现象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对此，一般不会产生对美术品作者合法权益的侵害。

　　事实上，一些含有美术评论内容的争鸣文章大量出现，这些文章已不仅仅限于美术方面的评论，而是在评画品的同时评书法，评书法的同时评文学。更有甚者，有些评论者在自认为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触角直指艺术之外诸如美术品作者的悟性、知识、能力、性情、人品等等，并人为地与评论结果联系在一起。评论目的也不再单一，夹杂着更多的好恶情感和商业利益，明显超越了美术评论的应有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情形。一是褒奖性评论，二是批评性评论。前者的褒奖自然不会引起作者的不满，因为虚荣是人的本性。而批评性评论由于涉及到艺术之外的因素，触及美术品作者本身，则必然使其不悦、愤慨和抗争。

　　这时，评论者就存在着一个法律风险，即名誉侵权，主要表现为诽谤和侮辱。诽谤即自认为的事实却不是事实，构成捏造；侮辱则表现为虽有一定的基础事实，但措词造句构成了对美术品作者人格的公然贬损。

　　众所周知，中国画是意象的、哲学的。美术作品艺术性高低与学养有关，但与人品没有关系，至少不一定成正比。“画如其人，人如其画”，是古代文人之间的恭维之词，并不具有科学性。作品好进而推定人品好，或者人品好判定作品好，可以使作者愉悦。反之，作品不好是由于人品不好，或者人品不好所以作品不好，如此评论语言则应慎重。如果将作品和人品硬性联系在一起，由于两者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一旦通过画品指责人品，且用词存在明显贬损之嫌时，就构成侵权。

　　劳动创造艺术。因此，创作方式的不同或非常规化并不能否定其作品的艺术价值。

　　美术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其艺术性，而价格取决于其市场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更多的是追求价格。美术品作者为了高价卖出进行自身炒作，与收藏者通过市场运作待价而沽谋取利益，没有高尚和卑微之分。只要合法纳税，都属取财有道。收藏者不要期望美术品作者青灯黄卷家徒四壁贱卖作品，而使自己获利，这是不人道的。美术品作者挣的是创作劳务费，收藏者挣的是营销管理费。由于作品具有艺术性，营销具有知识性，因而价格又是不能量化的，但这一切都是合法的。对此，社会公众应当学会理解、宽容和接受。

　　因此，从法律上来讲，美术评论（主要指批评性评论）的底线，是美术品作者的合法权益。美术评论的雷区是美术品作者对批评性评论的不宽容，以及由此引发的司法权衡后的否定性评价。

　　诉讼是法治社会解决纠纷的正当途径。当个体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他有权选择沉默，也有权选择诉讼。沉默不一定高尚，诉讼也绝非可耻。诉讼提起后，相对人应当出具实施行为的合理依据，并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抗争。对于法院的最终裁决，双方应当尊重和执行。因此，提起诉讼意味着权利人不再宽容，这是其法定的权利。对相对人来讲，应诉则是法定义务和责任。至于诉讼正当有否，不是自己评判的范围，更不能成为对抗诉讼的理由。对诉讼仇视、对抗，以及因诉讼而恼怒，都不是良好素质的表现。因为这是他人的权利。

　　司法对民事纠纷的评判，是法官运用法律逻辑，通过法律程序，对争议的涉案事实进行认定、推定，综合评估和考量社会效果后作出裁判的专业化活动。司法的功能并不完美，对诉讼效益要有合理判断，对诉讼风险要有预防措施。那些认为美术评论者败诉将导致日后美术评论无批评的恐惧，那些认为法院判决让法律和艺术双重蒙羞的观点，都是片面和偏激的。个案的昭示意义在于，任何社会成员都不要寄希望别人的宽容，不要寄希望法院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唯一性指引。首先要做的，是自己的行为不伤及别人。因此，美术评论者应当全面充分地了解美术评论的范围和功能，应当理性善意地看待美术作品和作者，应当进一步增加义务观念和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