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郭庆祥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批评文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因不点名地批评了画家范曾先生，被范曾一纸诉状告上法庭，理由是，郭文导致范曾的“社会评价降低”，并造成范曾“极大的精神痛苦”。北京昌平区法院一审裁定郭庆祥先生败诉，必须道歉并赔偿范曾“精神损害抚慰金七万元”。也许，郭先生还得暗自庆幸，因为范曾的索赔价竟高达500万元。
我读过郭文，依我之见，除非文中关于“流水线作画”的事实陈述存在蓄意捏造，否则，郭文不过一篇寻常而又正常的批评文章，在最极端的情形下都不致引出法律纠纷。事实是，被告郭庆祥在法庭上出示了多幅范曾作画时的照片，我也在郭先生的博客上见到了这些照片，从中可以清晰无误地看到，在画家范曾的身后，挂着一墙模样类似的头像未定稿，各个头像间的差别，并不大于两个秦俑或两只熊猫(请读者见证，慑于范曾先生的赫赫威名，我在比喻时，谨慎地选择了两种国宝，以期符合范曾先生“五百年一遇”的自我认知，并稍减其雷霆之怒)。郭庆祥先生将这种作画方式比喻为“流水线”，也许谈不上奇妙，但起码还算准确———难道比喻不够奇妙也要罚钱吗？至于郭文的艺术观点，依我等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无论对错，均不在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正如警察不能因为我走路样子难看就把我铐走。艺术评论自成一个天地，倘若范曾或别人认为郭文观点有误，撰文回击就是了。观点上的交锋，小而言之属于批评界的合理冲撞，大而言之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标志，又何劳法官大人居间仲裁？
依我敬畏法律的习性，我想当然地以为，法院既然判郭庆祥败诉，法官一定在事实层面找到了若干铁证，足以证明郭文蓄意诽谤。比如，照片是伪造的。结果大出所料，昌平区法院的一审判决书里，无只言片语涉及事实真伪，法官只是强调，“《郭文》中通篇对范曾的诗、画、书法、作画方式及人格分别做出了贬损的评价，如‘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虚伪’等，造成其社会评价的降低及精神痛苦，郭庆祥的行为已构成对范曾名誉的侵害。”换言之，法官似乎认为，无论你做出的“贬损的评价”是否与事实相符，都不应造成让对方“社会评价降低及精神痛苦”的后果。
为照顾题旨，我暂且把批评的涵义缩小为“批评、揭露对方的不足或过失”，我们立刻发现，任何还算成功的批评，都难免程度不等地造成被批评者的社会评价降低。就是说，被批评者的“社会评价降低”，非但不见得是批评者的过错，更多情况下还是批评的逻辑结果及当然之义，折射了批评者的素质优异。比如，某批评家有理有据地揭露了某教授的抄袭行径，我们难道不该为后者的社会评价大幅降低而叫好，反而应该替他鸣冤叫屈吗？
假如我把昌平区法院的判决理解成这样一条告诫：“你可以批评，但不得造成对方社会评价的降低”，我们不妨接着想想，什么样的批评，才会符合这个条件。我默思良久，结果找到了两种，一种是失败的批评，一种是变态的批评。所谓失败的批评，亦即具有“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特征的批评：你针对别人的批评非但没能成立，反给对方提供了一个澄清并提升自我形象的机会。所谓变态的批评，亦即“小骂大帮忙”的批评，如下属批评领导“工作过度、对自己的身体太不爱惜”云云。上述两种批评，虽然任何一位正经批评家都力避与之有染，但如你所见，它们双双达到了昌平区法院恩准的批评标准：成功避免了被批评者的“社会评价降低”。
由于郭庆祥先生赔付的乃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看来，批评者除了必须确保被批评者的社会评价系统纹丝不动，还必须优先确保对方不会产生“精神痛苦”。据说，范曾先生提供了一份内科诊断(不是精神科专家的专业诊断)，虽然就诊时间距郭文发表已有50来天，且患者吃药五天后即已获得“睡眠改善，能持续睡觉4小时，食欲好转，情绪稍稳定，急躁易怒改善，记忆力好转”等可喜疗效，但结合那份法院判决书，我有理由认为，法院不仅高度重视范曾先生的睡眠质量，还将范曾的生理变化与郭庆祥的批评文章进行了化学关联，7万元罚金由此而来。那么，批评者需要何等超级智慧，才能保证被批评者的睡眠质量呢？我不知道，我唯一能想到的对策是：放弃批评。
对于执意不愿放弃批评的人，我想，他最好也能接受昌平区法院的另一个暗示：柿子拣软的捏。批评一位动辄索价500万的人，风险太大，远不如批评弱势草根族来得实惠。
出于对司法判决和法官大人的尊重，在本文中我竭力避免任何宏大先进观念可能带来的刺激，只是小心翼翼地围绕艺术批评的写作空间，进行枝节性质疑。鉴于司法判决的有效性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仅仅针对个案的，因此，一旦昌平区法院的判决结果成为后续事件的先例，艺术批评(也包括笔者深爱的文学批评)将顿陷日暮途穷之境。也许，我该心存侥幸，希望昌平区法院的法官只是一时性起，玩了把下不为例的个性化判案。但愿如此，虽然我又知道，参照约翰·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阐发的“公共理性”概念，法官乃是天底下最没有权利阐发个性化见解的人。
本文斗胆对昌平区法院的判决进行了批评，但苍天作证，没有人比我更不愿意看到昌平区法院的社会评价随之降低。因为，法院地位一旦下降，民众的地位必将以更快的速度下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