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文艺界在谈论一个热门话题，即文艺批评。

　　中国是一个具有灿烂文化积累的文明古国，我们的文化、文学、文艺批评传统亦是传承深厚，《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诗品》等，为我们留下了博大的批评情怀和“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社会空间。及至上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80年代新时期文学鼎盛时期，文艺批评都发挥了强大的推动文艺繁荣、文化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和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态势，对文艺批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寄予了更大的期待。然而，今天的文艺批评(以下简称“批评”)，虽然就整体而言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对文艺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足，制约了它在文艺创作、文化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更大的作用。

　　批评乱相种种

　　1.批评的缺失：时下，利润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了文化市场的运行。在这种严重局面下，批评本应该站出来承担拨乱反正、引领民众辨明是非的责任，但在许多节点上，批评的声音很微弱，甚至没有。比如某些电视剧为了收视率，敢明目张胆地亵渎经典，公然向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挑战。面对这些乌烟瘴气，广大民众都已不能容忍，可就是见不到评论家们写出深度的剖析文章。

　　2.批评的无标准：读者经常见到各种眼花缭乱的作品研讨会，它们层出不穷，乱相丛生。与会的有关领导　和批评家、学者们，很少有能将作品认真研读完的，却依然能凭多年练就的“会议功夫”作出精彩发言。有的专家刚才还在底下摇头，发言时却能面不改色地用“史诗”、“巨作”等词汇一个劲儿地捧，还美其名曰“鼓励为主”，导致研讨会沦为歌颂会、表彰会、炒作会。

　　3.批评的圈子化：这样形形色色的研讨会，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研讨会经济”，有掮客，有操盘手，有核心出席成员，有会虫儿，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利润是“木偶线”。如此，“与会者一心”就很重要，于是圈子化就是必然的了。批评家失去了自尊和职业操守，批评界成了追名逐利、兴风作浪的战场，批评文章越来越成为不讲真话的应景“秀”，致使整个批评界变得越来越庸俗化和市侩化。

　　4.文风问题：在批评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污浊的同时，文风问题也日益凸显。有的评论家整天忙于赶会，没时间读书学习，更谈不上用心研究文艺创作新出现的苗头、倾向、趋势、得失、困境、发展等深层次问题。于是，他们就故意搬来西方的大师、理论、主义、名词以及复句套复句的西化长句式来装腔作势，故作高深地吓唬人，批评文章越写越空泛。

　　5.一些优秀评论家受排挤：中国现在当然不是没有好的评论家，他们审美水平高深，坚持职业操守，勇于担当。可是社会环境越来越芜杂，利益链条上的环节越来越多，如果评论家直抒胸臆地说了不，那么作者、单位、领导、甚至他籍贯地的首脑、出版社、文艺院团、销售商、主办方都不高兴。之后研讨会可能也不会再邀请他，这也使得优秀评论家逐渐退出江湖、优秀评论文章越来越少。

　　6.评奖乱相也对批评构成伤害：说到评奖，今天文坛上各种、各路、各级别的评奖也已成为批评的一部分，评奖乱相与批评乱相攀比作乱。在利益的操纵下，“评奖经济”开展得如火如荼:形形色色的协会、学会、研究会乃至非法刊物和个人等，争先恐后地打着评奖的旗号去弄钱。此外，由于某些正规评奖也与层层级别的奖金、晋升、出名、出国等等相勾连，也就必然会出现拉拢评委、操纵选票等弊端。有的作品甚至由地方官员带领着庞大的工作团队出面“做工作”。由此，构成了对“评”的另一种伤害。

　　7.某些权力横加干预：一些部门要员和地方官员，对正常的文艺批评横加干预。他们把个人的政绩、升迁和小集团的利益，看得比人民的利益和文艺健康发展还重要，在他们眼中，批评只是吹捧自己政绩的利器，批评家只是他们手下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工具”，却不许他们提出与自己意志相左的任何个人见解，批评当然更不许。

　　8.对于批评的粗暴反弹：近年来，批评界还不断发生反批评的恶性事件。不仅刺耳的批评听不进去，连善意的忠言也不愿意听，揭丑的批评更不能容忍。有的连黑社会的威胁手段都动用出来，还有的动辄一纸诉状，连批评家带发表媒体一起告上法庭。而资本和权势的强势侵入，对文艺批评造成了一种压迫，既破坏了批评的准则和道义，也破坏了批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还破坏了健康的批评生态环境，将评论家置于一种不敢说话或者无法开口的状态，将媒体置于一种无法正常工作的状态。这不仅严重挫伤了批评家们的职业精神，也使社会的监督职能和公众参与度受到严重挑战。

　　9.批评家责任的丧失：一边是甜美的“胡萝卜”，另一边是黑色的“大棒”，孰取孰舍？大部分评论家选择了胡萝卜，毕竟在任何时代，大义凛然者都是少数。而一旦职业操守被群体性自我放逐，其崩塌效应就会愈演愈烈,并加速下行。“没有是非(真假)，只有成败；没有好坏(善恶)，只有冷热；没有荣辱(美丑),只有贫富”等说法成为批评界的流行语。

　　10.媒体乱炒作：由于媒体在信息时代的作用日益强大，各种媒体也日益成为利益集团觊觎的目标。他们有的买通媒体，索性撇开评论界，雇请几个演员、明星和侃爷来乱点江山；还有的或自己直接赤膊上阵，或花钱买广告版面，雇佣吹鼓手制造舆论，混淆视听，以达到影响公众的目的。而有些媒体为了区区几个广告费，就放弃大局意识和正确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一任谬误横飞；有的还跟着乱炒作，把批评圣坛变成了庸俗的杂耍娱乐工场。

　　11.批评圣坛成了危房：权、钱、利(润)、利(益)的合谋，各方乱伸手的糟蹋，致使整个批评界处于下滑状态。读者因不信任而渐渐远离，社会因不需要而逐步漠视，学术因不在场而声音喑哑。批评家们不再激情满怀地投身这项事业，有的转行，有的应付，已经极少能看到那种走在时代思潮前面、洞悉社会前进方向、能指导文艺创作实践、能引领天地人心的深刻的理论文章。中国文艺批评界的水准整体倒退了。

　　12.批评队伍后继乏人：由于批评的社会危机，批评界的后继乏人状况堪忧。今天已经很少有依然热爱批评事业、准备将自己一生奉献于此的年轻人。高校的当代文学批评专业很少能招到高素质学生，即使已经进门的研究生、博士生，一心埋头专业的也大为减少。不能只是批评他们缺少专业精神，其毕业后的就业困境、黯淡的学术发展前景、与其他学科相比投入和产出十分悬殊的差别、包括与创作都无法相比的巨大收益率反差，从起点上就削弱了年轻人对投身批评事业的信心。

　　批评乱相的根源所在

　　散文家、中国作协前党组副书记王巨才批评某些评论家:表面上好像永远都在讲真话，其实是见风使舵，转来转去，任何时候都在为个人谋取名和利。他们结成帮派，在小圈子里团成一团，在批评界兴风作浪，使文艺批评事业蒙羞，使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受损。只有彻底整顿这种“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市侩气，摒弃“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庸俗气，清除“圈子批评”的歪风邪气及其所带来的种种恶果，才能重建批评的信誉和权威。

　　报告文学理论家田珍颖指出：相当一批评论家已经忘记自己是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脱去知识分子的袍子，争着一起去弄钱。他们没有为国家和民族承担的宏大目标，不学习，不担当，不忧患，无气节，无操守，无力量，浮浮躁躁，浑浑噩噩，应该向他们大喝一声:“回归真正批评，双肩担起道义”。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也谈到“责任感的缺失”问题，他指出: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合谋，对民族的核心价值乃至核心利益形成了重重包围，因此要做到有所持守谈何容易？具体到文艺，其内容、情趣、风格必须有利于提升民族素质，要做到当然不容易，但这正是文艺创作和批评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部主任王兆胜的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就整体的文艺批评而言比较复杂，不宜单向考虑问题，至少有4个因素导致了今天的批评困境:一是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在奔向金钱的狂欢中，整个文学都已被边缘化，批评更难以进入公众的视野；二是文学和批评走低，作家和批评家没有做到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表，有的见解还不如普通百姓，读者当然就不再买账了；三是产生了批评利益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把各方捆绑在一根藤上，谁不说好话就会被分离；四是文艺研究和文艺规律渐行渐远，批评丧失了文学性和审美，连业界自身也不再关注。

　　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立三也认为，批评乱相的根源在于一些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美学原则的领悟，缺乏对改革开放精神的理解，不了解今天社会发展的新状况，不研究当下文学创作的新实践和新规律，还在沿用旧的思维模式，要求文艺沿着旧的轨道前行，遂导致文艺创作脱离生活，文艺批评脱离文艺创作。因此，他呼吁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武装头脑，建立起科学、严肃、正派、健康的批评体系。

　　乱相治理的前景

　　文艺是社会的晴雨表。文艺批评的根本任务，是代表社会读者中的最先进部分，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社会，理解文艺创作，提升审美品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素质。批评家的职能，是用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创作实践，找出创作现状和目标的差距，加以引导，而不能迎合落后的审美取向，更不能沦落为资本、利润和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

　　批评亦是关乎一个社会发展前进不可或缺的方面。批评家的思想、见识、审美的高度，亦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在金钱试图吞没整个天地人心的时刻，全体文化界都应该团结起来，勇于捍卫文艺批评的权利。

　　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任何社会转型期中，都曾发生过价值观混乱、是非美丑善恶交锋与错位的局面，要廓清天空中的阴霾，文艺和文艺批评可担大任。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成绩与问题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因此就更加需要尖锐的、战斗的、民主的、前进的批评——任重而道远，唯有努力前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