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月15日开幕的卡塞尔文献展被认为是从传统的沙龙式展览到现代意义上的展览的分界点。7月15日是卡塞尔文献展诞生60周年的纪念日，近四届文献展的总策展人齐聚发源地卡塞尔，探讨我们今天如何审视过去20年间文献展的理论概念，以及如何用展览联系和构想世界。
卡塞尔官方纪念文献展60周年海报
1955年7月15日，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在二战后百废待兴的德国拉开帷幕，今年7月15日是卡塞尔文献展诞生60周年的纪念日，大量文化艺术机构、个人表演者和国际嘉宾将参与到文献展60周年的回顾庆祝活动中，展览、电影、演出和研讨会，以及城市巡回旅行将在节日期间内全面开展。
文献展的角色定位在过去的20年间发生了重大转变。当前的所有艺术展览似乎都赋予了自身一种全球标配的使命感，即不仅要展示艺术，更要成为传达最新理论和思维模式的国际舞台。值此，近四届文献展的总策展人将齐聚发源地卡塞尔，探讨我们今天如何审视过去20年间文献展的理论概念，我们如何回应和实现这一“全球标配”式的期待，以及我们如何用展览联系和构想世界？
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外部景观与内部展厅
1955，现代展览的开端
第一届文献展由德国建筑师、画家、设计师和策展人阿诺德•博德（Arnold Bode）于1955年创立。时值德国战败10年，百废待兴。首届文献展的主题为“20世纪艺术：1905-1955年的绘画、造型艺术和建筑”，主要目的是让纳粹统治下被压制的重要现代艺术作品和文献重见天日，并为不受待见的“堕落艺术”正名。documenta由此得名，它在拉丁语中也有“传道授业”和“精神思想”的含义。于是，卡塞尔文献展在创立伊始，便被赋予了严肃的批判和反思色彩，有别于一般的沙龙和新艺术流派展览，如阿诺德•博德所说：“人类理应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
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外部景观与内部展厅
深远影响全球艺术界的数次转折
前3届的文献展以展示和复兴20世纪传统架上绘画和雕塑作品为主，参展的艺术家主要来自于欧洲，颇具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此后于1968年举办的第四届文献展被誉为“迄今为止最为激进的文献展”，因为展览邀请了大量美国艺术家展示当时刚兴起的波普艺术和极简主义艺术，探索艺术角色向社会、经济、政治扩展的可能性。又适逢欧洲六八学潮，本届展览成了欧洲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的宣泄口，于是此届文献展在历史上的意义也不言而喻。
重要转折点发生在1972年的第五届文献展，由哈罗德•史泽曼（Harald Szeemann）担任总策展人。主题为“对现实的质疑－今日图像世界”，瑞士人史泽曼抛开传统艺术展以年代、派系或地域为策展依据，大胆引入装置、观念、行为等艺术形式，强调理论对艺术创作的影响，艺术和社会、个人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该届文献展首次邀请了当时的两大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和当时的苏联，但两国均因种种现实因素未能如愿参展。该届文献展中囊括了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和马塞尔·布达埃尔（Marcel Broodthaers）的作品，前者被誉为“社会雕塑家”，后者探索语言和图像在意义表达和再现时的两重性和分裂性，并延伸至对艺术系统权力的探讨，他的作品对其后40年的全球艺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哈罗德·史泽曼在工作中（左二）
1972年的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上，博伊斯设立《“公民投票直接民主组织”咨询室》，与前来的学生和公众讨论公民投票实现直接民主的概念和可行性，并请助手记录下每天的谈话内容。文献展期间（1972年6月30日－10月8日）他每天到场，因此这次的行动也被誉为“百日对话”。
第五届文献展画册
博伊斯在《“公民投票直接民主组织”咨询室》现场
以多个地点解构卡塞尔文献展
自1972年的第五届文献展起，展览空间从原先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扩展到整个卡塞尔城。从展览的主题来看，“艺术在传媒社会中的身份与定位”（1977年）、“将艺术从各种束缚与激变中解放出来”（1982年）到世纪之交的1997年“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代艺术实践—体现出审美与政治的双重力量”，再到新世纪伊始的2002年聚焦后殖民时期“文化本土化和全球其他认知系统的相互作用”，文献展注重建立艺术与公众的关系，探讨当前艺术的自身发展，关乎社会和政治环境对艺术角色的影响。作品广泛关注和探讨社会、经济、政治和全球化，力图呈现一幅百科全书式的当代前卫艺术图景。每5年一届的文献展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三大当代艺术盛事之一，与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和巴西圣保罗双年展齐名。
马塞尔·布达埃尔在1972年第五届文献展上展出了
《现代艺术馆-广告部》，25年后，作品又入选
1997年的第十届文献展。
虽然将卡塞尔作为文献展的主展场毋庸置疑，但在2002年的第十一届文献展前夕，总策展人奥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选取了世界4座其他城市举办论坛，以对抗欧洲本位主义，而他本人也是卡塞尔展览史上第一位非裔策展人。上届的文献展首次有了外围展区，分布在伊拉克喀布尔，埃及开罗和亚历山大城，以及加拿大班夫。
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在2012年第十三届文献展上
作品《这是变化》。以“情景构建”的理念挑战以
物质交换和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当代艺术机制，
而将话语权直接交给观众和艺术家。
2017，以雅典为鉴回到未来
时值文献展60周年，组委会作出决定，下一届定于2017年举办的文献展主题为“以雅典为鉴”，并将在希腊雅典设立第二展区。这无疑是对身处欧洲一体化危机的欧洲，和成为众矢之的的希腊的直面回应。卡塞尔市市长贝尔特拉姆·希尔根（Bertram Hilgen）对此决定满怀憧憬：“作为全球当代艺术界最为重要的展览，卡塞尔文献展不仅要展示当前艺术的发展，艺术策展更要着眼于政治和社会语境。雅典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辉煌文明的发源地，如今也因为面临全球政治和社会挑战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2017年文献展的总策展人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表示，将雅典作为与卡塞尔并驾齐驱的展场，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量，尤其是当前欧洲与世界的社会和政治形势对艺术行为有着意想不到的驱动力。
2017年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团队，照片前中为总策展人波兰籍
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
他于2003至2014年担任瑞士巴塞尔现代美术馆
艺术总监和策展人
“以雅典为鉴”也即“以史为鉴”，回到西方政治文明的发源地而如今深处危机，被欧洲边缘化的雅典，这不是一种怀旧，而是基于过去的理想模型对现实世界的再思考，和对将来世界可能性的构想。这或许就是步入古稀之年的文献展的思索。正如米歇尔•格拉斯迈尔 (Michael Glasmeier)寄语卡塞尔文献展50周年：“文献展每次都能不出意外地震惊全球艺术界，文献展的历史是一部集挫败、怀疑、丑闻、革新、认知和艺术生产力的历史。但无论如何，那是一段辉煌的历史。”
为2017年卡塞尔文献展特别设计的标志是一只脖子可以旋转270度的猫头鹰，代表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视角。希腊神话中代表智慧、理性、与公平的雅典娜，身边站着的就是一只猫头鹰，在西方文化中它也象征着危机预言者。
2017年卡塞尔文献展设计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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