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您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出现衰落除了金融危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邹：如果说当代艺术有衰落的话，肯定和金融危机有关系，因为市场对当代艺术太重要了。它对于艺术是一种催化剂，在某种意义上也能给予艺术家以激情和动力。因为据我所知有一些人在艺术创作的动力上就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如果当代艺术被认为开始衰落，那肯定还会有其它的原因。比如我们没有文化的热点，沒有创造性的思想，在中国本土，现在关于艺术问题的讨论，都呈现出一种比较分散的，或者没有实际性交流的一个状态，就是从思想和观念上，以及在艺术中呈现出来的学术、思想和观念，并不尖锐和集中。

　　第三个方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新一代艺术家还不能够真正替代过去的艺术家，新的一代艺术家的成就不是特别明显，能引起高度的关注和讨论。在我看来当代艺术的衰落可能跟这三个方面都有关系。

　　库：那么您是否认为金融危机的出现导致一批跟风者被淘汰，您是否认为这在另一个意义上对中国当代艺术是有好处的?

　　邹：当然，当代艺术中不乏跟风者，不过这不重要，他们也不会有很大的建树，我们说一个塘里边，鱼多、鱼少可能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鱼的质量，在艺术群体里边只要有一些优秀的人，跟风的人可以不予计算，就我个人来讲，我认为重要的还是这种优秀的艺术家是否能够在这个群体里出现，而跟风者被淘汰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库：那么您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如何真正达到一种良性发展呢?

　　邹：艺术制度的良性循环，意味着一方面需要有创造性，有思想的优秀的艺术家在搞创作，另一个方面，全部的渠道要很畅通，就是说艺术家可以通过展览，通过传媒，通过杂志来使整个社会或者至少是艺术界能够关注他们的艺术，以及开展相应的学术讨论。与此同时，从市场方面来说，艺术品应该引起收藏家，包括爱好者的兴趣，也就是要购买和消费，由此而满足艺术家的生存和艺术家再生产的需要，如果这个渠道是畅通的，那就是一个具有了良性循环特征的艺术制度，也是一个比较完善的艺术制度。比如艺术区的拆迁，就影响到艺术的良性循环，因为艺术家首先必须有他生存的地方，他们有能够付得起房租的生存与工作的空间。

　　库：再谈一下当代艺术批评，中国现在有没有可能建立一套自身的批评方法和国际话语权?

　　邹：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力建立一套自身的批评方法和取得国际话语权。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对西方的思想消化和理解阶段，即更准确地把握西方的思想、学术的进程，以及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的阶段，这不只是美术界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的问题，美术界只不过是整个文化、学术发展的一个部分。所以说，目前来讲，中国还没有这种能力，或者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逃离西方话语的霸权。现在我们只能做到拿别人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其实现在能做到和做好这一点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用自己的方法，不仅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还能解决别人的问题，这就可以说我们有一定的话语权了。因为当别人也可以用我们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就具有了现在欧美的地位。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走到这一步呢?在我看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因为我也是身在其中，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

　　库：当代艺术批评家应该怎么样处理自己的个人身份呢?

　　邹：这个实际上是没有规则可循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你谈艺术问题说得有道理，谈得很深刻，并且能够让别人怎么也不能忘记，比如说讨论一个艺术问题的时候，就想起你说的某句话，如果能做到这一步的话，他作为批评家的影响力自然就会树立起来。这种树立依赖于什么呢?依赖于我们所有的参与者都有一些相同的背景，相应的知识结构，以及共同持有判断一个批评家是不是批评家，是不是一个好的批评家的标准。

　　库：当代的艺术批评是不是越来越流于庸俗社会学批判呢?

　　邹：如果说庸俗社会学还弄得我们身心不定，说明这个庸俗社会学可能还蛮厉害的。这就是一个悖论，就是我们在意他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某些方面可能说出了我们社会面临的某些问题。我们的关心和对它的在乎，可能恰恰说明他可能在某些方面是需要的，可以直接面对我们的问题，尽管很简单，但是很直接。在艺术中其实也有这种现象，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应该怎么来面对，理论上讲肯定有更理想的批评方法，既是社会学的，又能够关照到艺术的独立性，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在批评领域里边或者我们在解读艺术现象、艺术作品的时候做到这一点。但有一些时候，可能单刀直入、有策略地使用被称为庸俗社会学的方法，也许还真能达到过于强调批评的独立性和艺术的独立性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当然，更为糟糕的情况是，我们也许把真正意义的社会学批评，当成了庸俗社会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