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了中国人太多期盼的2008年，接连出现多项重大考验。从年初南方的雪冻灾害，到食品价格的持续攀升；从“3.14”西藏拉萨的骚乱，到随后奥运圣火传递在西方数国受到“藏独”支持者的干扰，然后是列车相撞、公车爆炸、手足口疫蔓延，直至数十年未见的四川汶川地震大灾难。2008年尚未过半，挑战和考验已接踵而至。展望下半年，通货膨胀的持续，奥运的到来……考验还将不断。看到温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不断奔波前线，人们不禁慨叹：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他们究竟要“救火”到何时才算完？中国政府是否只有“鞠躬尽瘁”，才能不负历史的使命？
　　——不尽然。虽然，无论是在雪冻中还是地震中，无论是反应的速度还是力度，中国政府的表现都可圈可点；中国领导人所表现出的坚定和温情，更成为灾难中许多人信心的源泉。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与一些人原来预期的相反，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中国的难题减少，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似乎还有逐渐增多之势。
　　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有三个源头。一是粗放型经济增长以大量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必然要承受大自然的惩罚。随着人类对科技手段依赖的加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的能动性也越来越脆弱。二是中国改革遵循“先易后难”的顺序，被滞后的都是难题。在中国经济绕开难题向前走时，难题并没有静悄悄地躺着，而是在持续发挥效应，其破坏性不断积累，呈现为各种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三是社会越向前走，新情况、新问题越多，旧的管理模式越难适应需要。各种考验和难题，最终挑战的都是政府的管理模式。毕竟，无论是对环境的保护，还是调整发展和改革的路径，都受到政府管理模式与能力的制约。
　　受到挑战的是名为“全能主义”的管理模式。改革前的中国，是全能主义政府的典范。正因为全能主义力所不能逮，才导致邓小平的改革。改革后的中国政府，管制权有所收缩，为个人、市场和社会腾挪出一定空间，表现为个人自由增进，市场体系初步确立，公民社会正在酝酿成形。但是，历经反复后，政府全能主义的行为模式仍未根本改变。一方面，对民间和市场的力量存有戒心，希望绑住民间手脚，限制其口舌，并不断干预市场的运转；另一方面，政府惯于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通过控制资源来控制市场和社会。这种范围有所收缩的全能主义，虽然能取效于一时，但由于是在市场、民间已经有所发育的基础上运转，对社会的束缚性更大，可能引发的冲突更严重，也更难适应已经变化的复杂现实。在历次自然灾难中，虽然政府的反应越来越快，应对越来越娴熟有效，但却表现得疲于应付，沦为救火队——而这，恰恰是最不应该的。
　　新的社会现实呼唤新的管理模式，新挑战也需要新的应对。不改变管理社会的模式，提升治理能力，政府就只能永远跟在挑战和危机后面跑，甚至忙死累死，也依然逃脱不了被民众埋怨和责骂的困窘。
　　转型适逢其时。
　　其实，完全可以尽早放松对民间和市场的管制，这不但可节省政府的能力和精力，将责任定向化、专业化下放，从而精准政府的角色定位，而且可利用民间和市场的力量，共同应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不同性质的力量，有着不同的适应性和局限性，民间代替不了政府，政府也取代不了民间。当奥运火炬在海外传递受扰时，海内外民间力量对西方反华媒体的自觉回击，起到了中国政府无法起到的效果。放开对民间管控的第一步，是信息和言论的开放。政府应及时公布信息，并允许言论自由，鼓励舆论监督。在汶川震难中，政府及时公布灾难详情，不但没引发恐慌，反而稳定了人心，凝聚了人气，也在世界媒体面前重塑了中国政府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政府要放下“全能”的包袱，重新定位自我，明确职权的边界，让市场的归市场，民间的归民间。在经济活动中，尊重市场主体，不过多干预，致力于规则的制订和维护，只做裁判，不做球员。在社会事务中，尊重各方面专业人才，为他们参与公共决策和管理提供多方面渠道，实现公共决策的公开透明，走向民主化和科学化。
　　如果能这样做，2008年的考验就变成了机会，它将使中国在以后走得更好。
来源：2008年第15期 总第2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