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胡乔木策划该剧进京
　　在当年进京演出之前不久，《于无声处》的编剧宗福先只是上海热处理厂的一位酷爱写作的工人。
　　1976年，政局动荡，芸芸众生体会着天地间不寻常的跌宕悸动，宗福先也是其中之一。那年4月6日，他拜会一位从北京来的朋友，得知前一天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感天动地的悼念。宗福先听得兴奋，没想到第二天，广播里就传出消息，说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属于“反革命事件”。再看周围的上海人，一个个脸色平静，宗福先当下感叹：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太势利了！明明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怎么还是那样一种状态？
　　过了几个月，宗福先随家人去黄山度假。山里不通任何音信，他与世隔绝了六七天。出山时搭乘一辆长途汽车，车在某个公路一转弯，大幅标语——“打倒王、张、江、姚”——赫然出现。满满的一车子人，顿时鸦雀无声。这一次，宗福先读懂了这片平静，明白了一点，老百姓其实什么都明白——就像鲁迅先生的那句诗：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1978年春天，宗福先终于开始构思已久的创作。短短三个星期后，话剧《于无声处》的初稿创作完成。
　　宗福先拿着剧本找到了当时在工人文化宫表演训练班担任带班老师的苏乐慈。苏乐慈读完，忙向文化宫的几位领导推荐，大家一致决定，尽快把这个本子搬上舞台。那时，“四人帮”已经粉碎，但“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因此该剧无论排演还是演出都悄悄进行。前几场演出，观众大部分是工人文化宫的职工家属和朋友，他们拿的“戏票”，是一张印着座位号、没有敲章的小纸片。
　　1978年9月23日，《于无声处》在工人文化宫正式首演。那一夜的场景，让导演苏乐慈永生难忘：“开场以后，剧场里特别安静，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演完的一刹那，观众仍然没有反应。我们太紧张了，但是突然之间，所有的观众都站了起来，掌声像爆炸一样，把剧场淹没了。”
　　其后发生的就是历史了。在人们口口相传的热评中，《于无声处》的演出很快一票难求；而上海《文汇报》的一篇通讯，把它的轰动效应引向上海之外的地区。全国各地的剧团迅速“翻版”该剧，最多的时候，有2700多个剧团同时排演《于无声处》，数千万人通过报纸、电视和剧场，阅读和观看了这个戏。时至今日，《于无声处》仍然是新中国话剧“演出团体最多、观众人次最多”的一部戏。
　　在上海连演45场之后，《于无声处》剧组进京演出。在北京首演的第一场，剧场里坐满了曾支持或参与过“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年轻人。戏刚演完，大幕还没拉，观众就直接从台沿爬上台，把主创人员团团围住，紧紧拥抱他们。
　　那场演出过去很久之后，宗福先才了解到一些背后的故事。原来，是时任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的胡乔木策划了该剧的进京演出。胡乔木读到了《文汇报》的报道，随即赶到上海观剧，他走后4天，文化部副部长就赶到上海安排剧组进京。而在1978年11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东北组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其中就提到了《于无声处》。11月15日，中央常委讨论并批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所有的一切在11月16日那天形成了一个高峰：报纸报道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声明；《于无声处》当晚在北京首演；《人民日报》还发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员文章，题目叫《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文章的作者，就是胡乔木。

　　“只要追求信仰真实，心就没有距离”
　　30年后重新面对这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作品，宗福先曾对《于无声处》的重排没有信心，他告诉记者：“现在话剧的主力观众都是年轻人，他们这一代基本上是被娱乐大的，能接受这么严肃、这么政治性的戏么？”
　　重读当年的剧本，宗福先更加不安：“当我回顾这个剧本，我发现，在过去的30年里，生活以谁都没有预料到的速度，把那个时代的痕迹打扫得一干二净——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宗福先说：“别说年轻人了，即使是我们，都已经觉得那段历史已经遥远得有些不真实了。”
　　然而一旦想到这一点，宗福先反而找到了重排该剧的理由。他希望，这部戏能跟人们说说那些已经被淡忘，但其实并不久远的过往。让年轻人知道，这个国家从哪里来，知道30年前我们的起点在哪里，这样，才能知道我们已经走了多远，才能坚定继续走下去的目标和信心。
　　针对当下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陌生和隔阂，宗福先对剧本做了一定的修改，去掉了一些过于空洞的口号，删去诸如“儒法斗争”之类需要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的台词，甚至在“张春桥”前加上“中央领导”几个字做注释。而导演苏乐慈选择了与以前不同的舞台处理方式。“30年前，我们的戏更多是一种政治上的正义呼喊，但现在，我们更多渲染的是亲情、友情和爱情，更强调人在特殊时代的情感和人性。”
　　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人李胜英告诉记者，在决定复排话剧的时候，他担心很多东西，就是不担心票房。事实证明，该剧的号召力毋庸置疑。演出的出票情况出奇的好。在该戏首轮上演的第二天，上海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然而剧场内的上座率竟然仍有八成之高。
　　对于很多中老年观众而言，重看这部剧作，是一次怀旧、一种追忆。尤其是《文汇报》首席记者周玉明。当年，正是她的一篇通讯让《于无声处》广为人知；而今，她又一次感觉到30年前在她心中沸腾的激情。“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次看完这部戏的时候，我很激动，连跑带跳冲到后台，一把抓住了苏乐慈的手。我对她说：‘我要告诉全天下的人，你们演了一出说真话的戏！’”周玉明说，“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这个剧对我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新闻报道。它可以说定下了我整个生命的基调，那就是‘说真话’！我很高兴现在的年轻人也看到了这部戏，他们也许不理解，在那个年代，‘说真话’是多么的艰难，但只要我们都追求并信仰真实，我们的心就没有距离。”
　　一些老观众也看出了新内容。曾经在30年前看过该剧的作家王安忆告诉记者，她在听说该剧重排时，很替编导捏一把汗，担心当代观众看了会感觉“很假”、“很怪”。但看完演出，她发现，该剧的戏剧冲突很强，当代人依然能被剧中人物的真情打动。“当年观看《于无声处》，我们可能是沉浸在政治观点中，但现在，我们注意到的是道德和人格的力量。”王安忆分析道。
　　经过30年的岁月，当初那些使人热血喷张的政治话语不再那么火热灼人，而原先被忽略的艺术风格却静静地显山露水。“这部戏其实有着生动的艺术悬念、鲜明的人物个性、尖锐的矛盾冲突、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是很有魅力的，”李胜英表示，“人们以前一赞美这部戏，就说它在政治上的勇气，这当然不算错；但同时，这种浓烈的政治因素也掩盖住了该剧本身具有的艺术力量。”著名舞台剧导演陈薪伊的评点从侧面上支持了李胜英。“你们这回把戏排得很理性，”陈薪伊说，“这很好，这种戏剧理性让这个本子有了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