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以639人的参赛阵容，超过美国体育代表团，创下中国历届奥运参赛人数之最。

火车站，飞机场，最严格的安检，乘客自动扔在水桶里的成堆的打火机，部署在“鸟巢”的导弹，让国人即使在最遥远的地方，也能听到北京隆重的心跳。尽管这一切不过是国际惯例中必有的节目，但是从未见过这么大阵仗的中国人还是体验到了某种异样的刺激。

在人们的嘴边悬挂了那么久的北京奥运，以从未有过的盛大和威仪，拉开了帷幕。

这个国家已经从5月的那场国难的悲痛里，走了出来。现在，压倒一切的，是这场被赋予了太多含义的奥运会，而北京这座被人们急切地在古老的底座上涂抹了诸多现代色彩的大都市，从此刻起，会是最受世界关注的地方。

我们暂且不去计算奥运会将给北京和中国带来的变化，那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改革开放以来，申奥成功以来，北京和北京人，发生了哪些变化，身处这一特定时刻的北京人和北京，是什么情形。

变化早就开始了。从僵硬的意识形态解冻开始，变化便是注定了的。

中国曾经有过上海这座令人垂涎的远东大都会，现在，又一轮建设国际大都市的竞赛开始了。北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空前的提升，尽管在胡同深处，还有人在另一种时空里，过着不紧不慢的日子。

马庆双在长安街上驾驶了25年的1路公交车，于是他成了长安街巨变的见证人。1980年代初，王府井还是一排一排的平房，东安市场还是大棚式的房子。1992年，王府井开始升级，路易威登专卖店在王府饭店开张，阿曼尼、夏奈尔、古琦和CD紧随其后。为了给体量庞大的新东方广场挪地方，迁走了长安街上20多个部级单位、40多个市级单位、100多个区级单位、1800多户居民。

在仲勇的记忆中，北京CBD的大力营造，始于申奥成功的2001年，那时，除了中国大饭店和国贸一枝独秀，人们还看不到现代城、建外SOHO、万达广场、世贸天阶这些建筑群。而1990年开张的中国大饭店，最初的客人清一色都是外国人，现在国内客人已经占到30％。仲勇高中毕业后来中国大饭店工作，最初的工作是清洁大堂、洗地毯、给大理石打蜡，现在已经是大饭店客务部总监。之前，大饭店的管理岗位几乎都是外方人员，现在大部分都是中方人员了。

1999年，北京市启动“两广（广安门、广渠门）拆迁”。当年的资料显示，仅2000年，广安门大街一年搬迁了8900户。靳芳一家从瓷器口的一个四合院里搬迁到昌平区的回龙观，拆迁补偿每平米1万元。回龙观现在是北京最大的住宅社区，当初房价每平米2600元，现在已经涨到每平米七八千元。奥运期间，自行车比赛将要经过离他们社区不远的八达岭高速，58岁的靳芳要去那儿义务站岗3天。

1950年代东德在北京大山子援建的华北无线电联合厂，进入21世纪后裂变出艺术家的天堂——798，不到10年，这里已经是中国艺术家向世界展示自己现代风格、向国内外买家推销作品的一个平台，是北京软实力的一个象征，每周都有花样翻新的展览开幕，仿佛一场不会停止的流动的视觉盛宴。如果说1980年代圆明园艺术家村充斥的是艰苦卓绝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苦涩的悲壮感，798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苦尽甘来的狂欢和赤裸裸的与资本拥抱的气息。2008年1月，798入选北京奥运期间6大游览景点之一。

长安街，故宫，“鸟巢”，天竺镇，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北京语言学院，CBD，798，胡同与四合院，我们选取这些具有符号意义的地点——代表了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传统，现代，高端，底层，野心和梦想——和这些地点上的人物，以冷静的目光平视这些地方，这些人，在一个最接近沸点的时刻，我们想让读者知道，这些地点发生了什么，什么时候什么消失了，什么出现了，这些人经历了什么，什么时候他们被时代和命运推到了什么地方。

我们常常有一种幻觉，一个大的事件，会一下子把一切，无论是人心还是世界的面貌，都改变了。但是我们宁愿相信，一切的巨变，都是由无数细微的、不动声色的变化所聚合的伟力所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