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20万人被诊断为结核病（TB），170万人死亡，平均每18秒钟1人，几乎全部在发展中国家。TB的两种变体——多重耐药性结核病（MDR-TB）与极端耐药性结核病（XDR-TB）的出现与蔓延，使人类再次回到“TB的前抗生素时代”，但世人对这种潜在的全球性流行病威胁却茫然无知。从西伯利亚寒冷的监狱到柬埔寨湿热的乡村诊所，著名的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希微（James Nachtwey）用5个月的时间游历了7个TB肆虐最为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拍摄并记录这场古老瘟疫带给人类的新灾难。

一年前，詹姆斯·纳希微得到TED基金会的10万美元奖金——这个基金会每年为3个人提供10万美元，帮助他们实现一个“改变世界的心愿”——他的心愿是，利用他的摄影机，提高全世界对耐药性结核病的认识（这种病曾被“无国界医生组织”评为2007年最被遗忘的十大人道危机之一），并展示数字时代新闻摄影的力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的拍摄是秘密进行的。

10月3日，纳希微的50多张照片，以重磅炸弹的姿态向全球发布。世界各地50多个城市街头的大屏幕，包括纽约林肯中心、伦敦国家剧院，连续播放;同日出版的《时代》周刊用8个页码刊登这组照片;同时，TED网站也以幻灯片视频的形式发布这组故事，以病毒传播的势头传遍整个网络。这种夸张的宣传方式与纳希微一贯低调的处世风格很不相符，但无疑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个摄影师凭借50张照片掀起一个震惊世人的全球性议题，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故事。

关于TB的卷土重来，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有许多骇人的数字，而纳希微做的，是为这些数字加上一张人的面孔。

在一张照片中，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孩，手臂伸展仿佛在祈求，但目光漠然地盯着天花板，他的母亲温柔地将他抱在怀里。这个男孩叫Chan Thai，12岁，柬埔寨乡村一个农家的孩子。他在家中因高烧和抽搐突然昏倒，被送到医院。摄影师的快门按下之前，他正遭受脑膜结核引发的剧痛，精神上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所以，他有那种空白的、遥远的眼神。50多张照片中，你会看到许多相似的眼神——像那个白发老人盘腿坐在病床上，靠向床边的氧气筒，茫然凝视着不远的地方。那种眼神让人灵魂无法安静。

很多照片是在极近的距离里拍摄的。这些人愿意让这个扛着相机的陌生人进入他们的生活，记录下他们如此悲伤、私密、无助的时刻，是因为他们希望外界看到他们的处境。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声音，这些照片给了他们声音。黑白的画面，干净、冰冷，又涌动着灼热的痛苦，在纳希微的照片面前，文字是无力的。

詹姆斯·纳希微出生于纽约，成长于60年代，越南战争和美国民权运动对他影响至深，“我们的政府说的是一回事，照片说的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照片”。他认为，是照片激发了美国人对战争和种族主义的反抗，它不仅记录历史，而且改变历史，“当照片变成集体意识的一部分，意识演化为良心，变化不仅变得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在这种理想主义的支持下，大学毕业后，他自学摄影，当过船员、卡车司机、新闻助理，直到1980年，才正式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独立工作。他追随的是罗伯特·卡帕的传统——“一个故事不一定要兜售什么，同时也是给予。”他获得过5次罗伯特·卡帕金奖。

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战地摄影师之一，纳希微一生走过大半个地球，南爱尔兰、朝鲜、阿富汗、卢旺达、南非、波斯尼亚、车臣、耶路撒冷、科索沃……见过这个世界无数恐怖悲惨的人和事。战争、贫穷、饥饿、毁灭、死亡，他的镜头为这些抽象名词赋予一张张具体的、饱受摧残的面孔，让人窥见苦难中千疮百孔的灵魂。“我是一个见证者，这些照片是我的证词。”他说，“我所记录的，不应遗忘，永不该重复。”

也许是多年的战地摄影经历，使他变成一个十分沉默的人，极少有笑容，显得过分严肃。在罕见的发言场合，他的声音低沉、缓慢而平静，几乎没有起伏，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如何地惨烈辛酸。他的克制使他看上去像一个禁欲者，但他的愤怒、挫折、悲哀和怀疑都倾注在照片里，尤其是愤怒。“多年的战地摄影师生涯里，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如何处理愤怒，把愤怒转化为一种能清晰视野的能量，而不是遮蔽我的视线。”80年代末期，他前往苏丹拍摄当地的大饥荒，《生活》杂志给了他一台录音机，让他在每天工作结束后录下自己的感受，作为照片的图说。他拍回了很好的照片，但磁带却是空的。因为他害怕谈论自己的体验，哪怕是对着一台录音机，也会消解他的愤怒，他需要愤怒使他的照片尖锐。他的照片因此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将人拉入现实的深处，恢复对苦难的感知力和同情心，开始关心那些比他们更大、更重要的东西。

拍摄TB，与拍摄战争、饥荒的理由是一样的——记录那些不应被遗忘、被遮蔽的真相，记录人性的挣扎，唤起人们在情感、智力、道德上的回应，并付诸行动。当重大的悲剧发生时，人们是愿意知道的，而且希望能做些什么，帮助改变那些身处不幸与不公正中的人的命运，这是他一直深信不疑的。

詹姆斯·纳希微第一次对TB感兴趣是在2000年，《时代》周刊派他前往南非拍摄艾滋病专题，他发现艾滋病总是与TB并行，因为艾滋病患者的免疫系统非常脆弱，极易受到TB病菌的感染，而且在感染之后，无法表现出可识别的症状，比如咳嗽、肺部阴影，血液中也难以检测，因此十分棘手。

事实上，极端耐药性结核病最早引起医学界的关注，正是源于2006年发生在南非祖鲁兰德一所教会医院的一场流行病。医生发现544名TB病人中有221人对一线抗TB药物产生耐药性，转变成多重耐药性结核病，即MDR-TD，不久，这些病人中又有53人发展为极端耐药性结核病，即XDR-TB，能耐受全部7种抗结核药物，包括全部一线药物以及几种二线药物，而且全部HIV阳性。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53人中的52人死亡。

不像HIV病毒，TB病菌本是可预防、可治疗的。通过第一线抗生素药物，比如利福平和异烟肼，只需6～8个月的时间，普通的TB病例是很容易治愈的。但在此期间，如果疗程中断或者不能有效管理，就可能出现耐药性，变异成MDR-TB，必须改用二线药物治疗，如喹诺酮、卡那霉素、卷曲霉素或者阿米卡星，服药过程更加繁琐，并伴有危险而痛苦的副作用，时间更可长达两年。对病人来说，每天的服药过程都是巨大的折磨。如果中途放弃或者出了差错，病菌继续对二线药物产生耐药性，则变异成XDR-TB，不仅治疗成本极其昂贵，而且基本上无药可救，因为根本就没有三线药物。

作为人类已知的最古老、最致命的疾病之一，关于TB最早的证据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木乃伊。科学家估计，过去400年，TB在全球范围内杀死了20亿人，更多的人因它而残疾、失明。1945年，链霉素的问世使TB不再是不治之症。此后，利福平、异烟肼等抗生素药物的相继合成，令全球TB患者的人数大幅减少。一度人们甚至以为TB已被消灭，但事实并非如此。近几年，随着艾滋病在全球蔓延，一些国家的卫生系统太久忽略了TB的威胁，TB在世界各地死灰复燃，非洲、俄罗斯、中国、印度……它是典型的“穷人病”，绝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的城镇和乡村。在南非，TB与艾滋病密切相关;在俄罗斯，TB的高发则与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相连，很多人感染TB，是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被药物、酒精和糟糕的营养状态拖垮。更值得警惕的是，TB变异出了更加强大而致命的耐药性结核病菌株——MDR-TB和XDR-TB，尤其是后者，万一失去控制，将是对公共卫生的严峻威胁。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目前全球范围内有50万MDR-TB病例，其中15%～20%可能是XDR-TB，49个国家报道过这种病例。XDR-TB经过变异之后，不仅异常强大顽固，而且很难诊断——TB可以在一天之内得到诊断，而XDR-TB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并且需要昂贵仪器设备和专业人员。

“我们还在否认，问题有多严重，以及还会变得多严重。”哈佛医学院的社会医学部主任吉姆·金说，“我们又回到了TB的前抗生素时代。我们太害怕回到那个起点，但我们已经在那里了。”

30年暴露在危险与冲突、痛苦与绝望、暴力与混乱中，需要有强大的内心力量，才能免于变得愤世嫉俗、消极遁世。纳希微受过五六次伤，感染过可怕的疾病，但内心始终坚守着一种怪异的乐观主义。他的照片中，无论处于怎样的苦难，总能看到一种生之亮色，人与人之间善意的安抚、温柔的触摸，绝境中生存的勇气。他始终坚信照片有改变世界的力量——摄影是一种介入，它能唤醒公众意识，造成公众舆论，最终付诸行动。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的照片对TB是一次及时的介入——在他的照片公布不久，美国总统竞选人麦凯恩和奥巴马都宣布了各自对抗TB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