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四十年前的1968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的命运。被称作“老三届”（“文革”前高、初中各三届学生）的一代城市青年，怀抱单纯的热情理想，落籍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历经各种磨难，使他们不仅深入了解了中国广大乡村和农民的真实情状，还体会到社会人生的诸般严酷世相，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群体的独特个性，以及一个独特的共名——“知青”。尽管知青运动作为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今天已不复存在，对它的历史评判也还有待由粗到细的仔细清理，但那一代人的经历，已经在共和国史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则是毋庸置疑的。

人类所经历的每一段历史，无论后人对它的评判如何，都值得当事人缅怀，特别是灾难性的历史。缅怀就是纪念。而所有的纪念，都是一种反思。

本报从本期开始，将陆续发表旅美著名学者苏炜先生当年作为广州知青赴海南岛垦荒的真实故事，敬请垂注。

我们度过了充满狂热和蒙昧的迷茫岁月，我们都有一段被耽搁、被牺牲的青春时光。要抱怨，我们或许是有理由抱怨的。但仔细想想，我们惟一不可抱怨的，就是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里，不但接纳了我们，同时也在呵护着我们、熨暖着我们的——土地和乡亲。——作者

苏炜简介
中国大陆旅美作家、文学批评家。现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为耶鲁东亚系中文部现任负责人。1953年出生于广州。1968年下乡海南岛儋县西培农场。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担任过研究工作。1986年回国工作，任职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0年后定居美国。著有长篇小说《迷谷》（1999,台北尔雅出版社；2006，北京作家出版社），《米调》（2007，广州花城出版社）；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1988，浙江文艺出版社），散文集《独自面对》（2003，上海三联书店），《站在耶鲁讲台上》（2006，台北九歌出版社）并论文多种。最近创作了“中国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歌词（作曲霍东龄，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

下乡前夜：那个大个子叔叔
“这是你自己缝补的蚊帐吗？”“嗯。”

“你裁剪这些旧衣服做什么用？”

“下乡。”

“下乡？你今年多大了？”“十五。”

“噢……”

我答着话，却没有抬头看问话的人，仍旧埋头在家中那架旧缝纫机的匝匝劳作之中。

那是1968年的深秋，那时候，父亲与哥哥已经被关进警司监狱。家中厅堂里正处在一片抄家后的狼藉之中。各种翻乱的书籍纸张、破衣杂物，摊满了一地。我带着妹妹，护着祖母，日夜应付着一拨又一拨由各种“工宣队”、“军宣队”带来的抄家队伍。我平生第一次学会了用脚踢人——因为上门抄家的一位瘦脸汉子竟敢用自行车链条抽我的祖母，我冲过去就狠狠踹了他一脚。我也平生第一次学会了抽别人巴掌——那一回，他们从“牛棚”押着我母亲回来抄家，母亲临走前让我给她找一块肥皂，待我在慌乱中把肥皂找出来，押送母亲的吉普车已经启动了。围在家门前看热闹的一群邻居孩子就对着我大声喧哗起哄，我揪住为首一个野小子，狠狠抽了他两巴掌！然后把那块肥皂，“啪”地砸到那个远去的吉普车后窗上。是的，我还写出了平生第一首抒发个人情感的“反诗”——“把你的头，低得低低……”那是在我陪着我的被剪掉了半边头发的17岁姐姐游街批斗以后，偷偷在心头默诵、然后零星记到了本子上的诗句。是的，我是那个年代的“愤青”，不，“愤少”吧，15岁的“男子汉”，却要担负起应对一个被“阖家铲”（粤语：全家倒血霉）的大家庭的全部“日常事务”——探监、探“牛棚”，无休止的抄家，写检举揭发材料，到父母单位追讨生活费……终于，自觉扛不住了。——我想走得远远的，离开这个可怕的家！

当时规定的下乡年龄是16岁——那是“文革”“老三届”中最小的“老初一”的年龄。我因为上学早，挤上了“老三届”的尾班车，便向学校军宣队一再恳求而终于获准，以不足龄又身背家庭黑锅之身，挤进了浩浩荡荡奔赴海南岛的下乡队列里。

出发在即，我翻找出姐姐哥哥们穿剩的旧衣服，日夜缝补、洗染、剪裁，也顾不上刚才那个问话人似乎略带同情关照的语气，在缝纫机的匝匝声中，只用眼睛的余光扫见——那是一个穿军装的大个子叔叔。他的身影，很快就化入了警司再度派来搜集父兄“罪证”的抄家人群里。

我是1968年11月26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晰），在广州太古仓码头登上“红卫轮”，和当时将近十万之众的广州中学生一起，奔赴海南岛农垦（后改为兵团）第一线的。出发前一天，一个邻居孩子——就是那天在家门前起哄的其中一个小子，上门告诉我：马上到孙大姐家一趟，居委会有事要找你！

孙大姐？我心里冷然一震：不就是那位时时佩着红袖章在街区里吆吆喝喝的居委会主任吗？“文革”以来，我们家就始终处在对门那位被邻居叫做“老鬼”的街道积极分子的日夜监视之中。这种时候，孙大姐要找我，能有什么好事呢？！

“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没敢惊动此时已陷在一片临行凄怆中的祖母和妹妹，怀着忐忑却略带麻木的心情，踏进了孙大姐的家门。

孙大姐是一位操北方话的军属。虽然嗓门大，喜欢咋呼，但为人厚道，在街道里人缘是不错的。她的家不大，用一个大柜橱隔出了小饭厅和睡房。孙大姐一脸严肃地把我领到后面的睡房。掀开门帘，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一个仪容端整、穿着四个口袋干部装的军人坐在床前小桌边，见我进来，点头示意我坐下。看出我的紧张，他让孙大姐给我倒一杯水，在孙大姐出去的当儿，他轻声问：你不认得我？我摇摇头。见孙大姐端进水来，他正色道：“军区专案组需要补充一点材料，我要单独和他谈一谈。”

待孙大姐走出门去，他才换了一个和悦的脸色，说：“你不记得了？那天，你在缝纫机前补蚊帐，裁剪旧衣服……”

我这才蓦地想起，他就是那次警司的二次抄家搜查中，在客厅里有点心不在焉地向我问话的那个大个子军人。我抬头打量他一眼：当时他大概三十七八岁，国字型的宽脸，高鼻大眼，双眉浓黑，北方人的隆厚五官中，透着憨实，也透着威严。“你家庭现在的情况，我是了解的；我也知道，你明天就要下乡到海南岛去……”他的语气忽然变得温婉起来，“那天，看见你——这样一个小男孩，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还这么安静地踏着缝纫机，裁补这么一大堆的旧蚊帐、旧衣服……我就想……找你谈谈……”

我惊讶地望着他，脸上却极力显得平静、冷淡——那是我经历过诸般抄家、盘询之后，开始打造出来的一种“少年世故”：我等着他的“先礼后兵”……

“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听毛主席话的好孩子，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他依旧严肃地向我说着当时的流行话语，我却听出了他话里流露的善意和暖意，“你明天就要出发到海南岛去了，你一定是第一次出远门——你叫苏×，对不对？”他的话音变得凌乱而急促起来，“我当然知道你是苏××的儿子，苏×的弟弟……”他喃喃说着这两个当时在军区小报上、在东山满大街打着红叉的大字标语上反复出现过的名字，“可是我想告诉你，你千万不能背家庭包袱，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你年纪还这么小，人生的路还这么长，你自己要坚强、努力，不要把前途看得太灰暗……”他站起身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直直望着他，默默点点头。“我不能多坐了。你也要赶着收拾行李。我没有别的事情，因为不方便上你家去，所以让孙大姐请人把你叫过来……我们就握个手，再见吧！”

我慌措地站起来，我的15岁的瘦嫩小手，被他的温暖大手紧紧一握，很快就松开了。我记得我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说，就被孙大姐送了出来。我依旧一脸茫然地向前走着，走向自己人生的第一步，走向那个锣鼓喧天而汽笛声、号哭声和口号声同样震天的早晨。我在“红卫轮”驶向大海的苍茫夜色里，想起了这位大个子叔叔留给我的话——“人生的路还这么长，你自己要坚强、努力，不要把前途看得太灰暗……”他是专门为着给我说这几句话，从军区跑过来“私会”我的。在他的国字型的面影浮现在无边黑暗之上的那一刻，我心中升起了明亮的灯火——那是照亮我人生暗夜中的第一盏灯火。我记得很清楚：我回到透风的船舱里，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句话——“不要绝望。”我随后把自己抄录的一句“名人名言”写在下面：“为什么大海的涛声永远浩荡澎湃？因为它懂得自强不息。”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在多少天涯跋涉、海国颠连的日子里，我会时时念想起这位大个子叔叔——在我人生起步的那个非常年代的非常时刻，似乎刻意又不经意地搀扶了我一把、熨暖了我一把的大个子叔叔。——大个子叔叔，你在哪里？这些年来，我时时念想着你，常常向我的亲友、妻女提起你，也曾试图向从前的“军区专案组”打听、寻找过你。可是岁月苍苍，人海茫茫，你的身影早已消失其中而无从找寻了。可是，你在我年少心中点起的那盏灯火——爱的灯火、人性的灯火、自强的灯火——至今尚未熄灭，甚至转化为我的“童子功”，这就是我——这个当日的“绝望少年”，至今还时时被友人们讪笑“好像从来没见你绝望过”的一个前因和潜因。

下乡的第一个秘密：蓝手
在耶鲁课堂上，我曾给洋学生们讲解萧红的小说《手》。那是一个染坊劳工的女儿，因为有一双黑褐紫蓝的手而遭受学校师友歧视的久远故事。我也曾有过这样一双被染料烫染成异蓝的手。我是带着这样一双蓝手，踏出自己迈向生活的第一步的。

在粤语里，“阖家铲”（全家遭恶祸）这个词，几乎是最高量级的诅咒语。在1968年末那个萧瑟的秋冬，这个词，竟然成为我家——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显著标志。在无数次抄家批斗和十数位直系、旁系亲人被关押之后，年少的我和妹妹，最常听到街坊叹息的就是：这家人，被“阖家铲”了……我和妹妹那时候最爱唱《红灯记》。静夜空屋里，“临行喝妈一碗酒……”被我们的童音嚎成了一种淋漓凄厉的宣泄。钱是没有的。家虽被抄空了，行李铺盖总归不成问题，难办的是衣服。都知道体力劳动费衣服。在家中兄弟姐妹的排行里，我上面都是姐姐，两个哥哥的年龄相距很远，我只能打点姐姐们穿剩的旧衣服下乡，可那都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女装旧衣哪！似乎无师自通，我跑到东山口那家化工原料店，只花了不足一块钱，就买回来几包靛蓝、纯黑染料。用家里那口炒菜的大锅烧了一大锅水，把染料投进去煮沸，便将从屋里搜罗到的大小花衫旧衣浸泡其中，烟熏火燎地烫染起来。染衣服最要紧的是颜色均匀，衣服浸泡在滚沸的染料里，得不停地翻搅。临时作工具的筷子一根根折断了，便只能下手应急。如是三回两回，两天三天，一双本应嫩如葱管的十五岁的稚手，就这样被烫红了，烫起了血泡，烙染成了一片瘀青怪蓝——我清楚记得，也许是特殊的“化学反应”，无论染料的黑、蓝诸色，最后烙染到皮肤掌纹里的，都一概是一种古怪的蓝。而且我随后就惊骇地发现：手背巴掌上烙染的古怪蓝色，竟然一洗再洗都无法洗褪！出发在即，可我……古代罪犯有“黔首”之说。这双“蓝手”，可不就要成为我这个“阖家铲”的黑出身的一个耻辱的标记吗？！

我不想渲染悲情。如果是写虚构小说，这双“蓝手”自然可以生发出一段凄美的故事。但在我当年真实的生命起航中，我把自己这双蓝手，藏掖得很深。不管是无人送行孤身登上“红卫轮”赴琼之日，或是长途颠簸憋尿抵达儋州村庄之时，我都随时小心规避着，不要让自己那双瘀青怪蓝的巴掌露眼示人。倒不是怕“出身”忌讳，却是惟恐身上劣质染就的“黑蓝工装”，一旦因“手相”露了底，“苏某人穿的其实是女装花衫！”必定要沦为知青堆子里长久拿来捉弄的笑柄。

记得，抵达西培培胜队的第二天出工，就是砍山开荒。我在收工时掌心打满血泡的疼痛中竟然感到暗暗惊喜——我发现：按老工人指点，用海南岛特有的“飞机草”揉烂成汁敷贴伤口以后，我巴掌上的蓝痕紫斑，很自然地被遮盖了！并且，随着蜕皮生肌，日晒雨淋，这双蓝手，在下乡一个多月后，就彻底褪色复原了！平素我是个藏不住什么秘密的人。但这双蓝手和那些女式花衫染就的“黑蓝工装”，却是我下乡伊始，成功秘藏住的一段大秘密。我想直到今日，我当年的农友伙伴们的乡下记忆里，是不会存有苏某人的这个“花衫蓝手”的印迹的。

“这是怎么样的一代人啊！”
最近，南粤知青网上刊出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在粤海知青下乡40周年纪念演出当晚，在舞台上演唱《岁月甘泉》时，双眼充盈热泪的大特写照片，这张照片一下子把我的知青岁月的情怀勾动了……那晚，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世纪大会堂的舞台上，演员们全是当年的老知青，一捆捆的锄头、砍刀堆在一角，闪着银光的胶桶、胶灯整齐排放在地上；“东方红”拖拉机泛锈的暗红车身，饱历风霜的茅草房和牛车下面，疲惫地依偎着一片头戴蓝工帽、身着割胶服的熟悉身影……仿佛拉开了岁月的魔匣——我又置身在海南的椰风蕉雨之中了！又回到了我的那些敲着饭盆抢分冰鱼、光着膀子在井台上吓跑女同胞的农友伙伴们中间了！

第一个冲过来搂住我的就是阿初——我当初在海南儋州乡下的老玩伴。我随后知道，他在当晚的好几个节目里都担当了要角，我说：“阿初，我当年可没看出你有这样的演出天分呀！”“咳，那时候再有艺术细胞，也要让位于革命需要呀！”他乐呵呵地说。我和悦虹一见面就紧紧拥在了一起，“我找了你三十年了！”她是海口知青，我是广州知青，当年她待我一若亲大姐，“我总算把我的弟弟找到了！”她逢人就说。她在这次演出的合唱队里，因缘巧合，就站在与我一同在海南下乡的亲姐姐的侧畔位置。“有缘哪，我们还是有缘哪……”两位知青老姐姐一齐感叹。

我是在中秋节前夕，专程携妻女从美国飞回广州出席这场纪念知青下乡40周年的综艺晚会的。不错，我确是晚会下半场的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词作者，可是从踏上后台的那一刻起——不，是从浏览着粤海知青网追踪排练过程的每一个时刻里，我内心里就始终充溢着一种深挚的谦卑与感恩之情。是的，谦卑与感恩。“感念人生，感念土地”，“向大地父老乡亲，献上我们的感恩”，这是我写在《岁月甘泉》里的两句歌词。知青一代，是走过了无数磨难和坎坷的一代人。我们用汗水和热血书写自己的历史，我们度过了充满狂热和蒙昧的迷茫岁月，我们都有一段被耽搁、被牺牲的青春时光。要抱怨，我们或许是有理由抱怨的。但仔细想想，我们惟一不可抱怨的，就是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里，不但接纳了我们，同时也在呵护着我们、熨暖着我们的——土地和乡亲。这是我在创作的全过程中，和作曲家霍东龄反复斟酌的话题，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知青一代人认识这段历史的“最大公约数”。《岁月甘泉》的主题就落在这里——在缅怀和反思中，落在我们对大地父老乡亲的谦卑和感恩之情上面。

然而此刻，我要表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我在光线晦暗的后台人群中穿行，他们不认得我，我却认得他们中间的许多脸孔——知青网上那些琳琅满目的排练照，早被我看熟了，他们是：“帅得惊动国务院”的穿海魂衫的老小伙子，总默默地低头做事且奔忙的“Yu”大姐，跳起舞来有模有样、做起道具来十足像个老木匠的“启栋”，永远笑眯眯举着长镜头在台上台下蹦跶的“东子”……还有运筹帷幄的小美、老丁、杨导、老麦……那么多那么多我的知青兄弟姐妹，我的海南农友们，为了这40周年的纪念日，一年多来风雨无阻、不计报酬、不论社会地位高低而共同携手在台前幕后辛苦排练、默默劳作付出。他们本身，就构成了今天华夏大地上整个建设发展的沙土和基石，也成为这场规模空前的知青纪念演出的台柱与栋梁。面对后台这些汗气淋漓的疲惫身影，我一再对作曲家东龄说：我们不能不谦卑，不能不感恩。

提笔此时，我却想起来自上海歌剧院的著名指挥家张国勇老师，在演出完后对我说的一段话：“我指挥到终曲《情系青山》的时候，我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受了这么多磨难，还是这样忘情地奉献、投入，这是怎么样的一代人啊……”

是为本专栏的序。
2008年9月21日于耶鲁澄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