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讨厌的人是世界的另一个我。如何对待最讨厌的人形成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学，它既是关于自身的心灵学，也是关于他人的哲学思考，还是社会学意义的助推器、动力阀。
　　
人的身上有两条虫：一条是可怜虫、一条是讨厌虫。可怜虫发作的时候带来怜悯，讨厌虫发作的时候带来反感和不喜欢。谚语说了上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它缺了下句：讨厌的人必有可学之处。

　　对讨厌机制的研究，心理学家说：“当我们讨厌某个人时，往往因为对方身上拥有和我们相同的缺点。”对方将我们的缺点暴露出来，所以我们也将讨厌他的情绪表达出来。这是讨厌发生的秘密。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推翻了前人的经验，即优秀领导人身上一定具备卓越的品质，类似于“成功管理者的十大优点”云云。坚毅、勇敢、不屈不挠、决断力、情商高、沟通力、抗压力等美好词汇简直是领导人的化身，人们也一直这样认为，为什么对方是上司和老板，而自己是下属和打工者，是因为领导人身上具备自己所不具备的优良品质。错！德鲁克的研究发现，那些所谓全能类型的人，实在是太难找了，有个别虽然符合条件，表现出来却是工作效益极低。德鲁克发现卓越领导者之间的差别，就跟医生、教师和小提琴家等其他职业一样，有不同的类型，唯一的相同点是他们常常不具备赞美之词所描述的那样与众不同。

　　完美的化身是不存在的，人们必须面对与他人的种种不适。
　　
讨厌：一种未被改良的社会情绪

　　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媒介社会的来临，不可避免地将人群按传播价值分级：最值得传播的群体、可传播的群体和受众群体。前两者在后者身上所造成的作用是“信号的放大”，当信息量和信号的强度变得超出人们的需求时，这个人就会变得“讨厌”了，看着都烦、可笑。

　　明星、公众人物、名人、15分钟名人、力图博出位者，或多或少，在被一部分人“明恋”的同时，也被另一部分人“暗厌”。赫伯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描述说：“每个人的自由只受一切人同样自由的限制。”这是他的“第一原理”。幸福的标准难以确定，就要寻找其他途径来间接的寻求。讨厌作为一种负情绪，受到媒体的暗示之后，便被释放出来，人们以自我为转播载体来对抗大众媒体的传播与表示不屑，以此寻求一种信息交流的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阶层与阶层之间的“讨厌模式”正在妨碍社会的进步。犹太人说过：“即便你是穷人，也应该站在富人堆里。”但当阶层逐渐清晰之后，优裕阶层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获取中，占有绝对优势，从而自发地使阶层趋向稳固，阶层之间的流动变得漫长而困难，富二代形成之后，在教育、职业、城市的选择上，中下阶层面临更难进入主流社会的问题。所以，为富人代言的房地产商任志强会成为买不起房者最讨厌的人，穷人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被指以道德代替经济学。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者和代言人，他们之间也相互讨厌，而没有采用学习的心态了解对方，倾听对方。

　　在民族主义者与全球化的背景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态度，最明显的例子是北京奥运会传递火炬期间，中国民众对法国人的不满，原因在于火炬传递在法国的受阻，从而引发中国人在北京抵制法国企业家乐福的一幕。这是典型的“互厌型”，它发生在中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甚至是国家级的事件。

　　除此之外，价值观、生活方式、认同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模式。细数身边，总会有最讨厌的人存在。豆瓣网上有人建立了个小组，名字叫“我讨厌XX”，小组的介绍很好玩，说：“把你讨厌的生物/事物说出来，我们一起唾弃他/她/它”，创建者幽默的补充一句：“为了，为了扩大阴暗面，聚集怨气”。人们在上面抒发着对明星、电视台、杀毒软件、聚会、商场活动、冬季长跑、堵车、星座等日常事件、人选及话题的讨厌之情。这个小小的讨厌者联盟，成为发泄负面能量的窗口。

　　就连传播学巨擘麦克卢汉也坦承，他曾受到讨厌的困挠：“有许多年，直到我写《机械新娘》，我对一切新环境都抱着极端的道德判断的态度。我讨厌机器，厌恶城市，把工业革命与原罪划上等号，把大众传媒与堕落划上等号。简言之，我几乎拒斥现代生活的一切部分。”但后来，他将这种负面情绪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他说：“但是我逐渐感觉到这种态度是多么的无益无用。”他开始意识到20世纪的艺术家—济慈，庞德，乔伊斯，艾略特等人—发现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方法，这个方法建立在认识过程和创造过程合而为一的基础上。他意识到，艺术创作是普通经验的回放(playback)—从垃圾到宝贝。

　　“我不再担任卫道士，而是成了小学生。”麦克卢汉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