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前，坐在同济大学中法学院2楼报告厅主席台上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因为身体后倾，突然摔倒在地。68岁的她在主持人高宣扬教授的帮助下，从地上爬起来，小心翼翼地再次坐下。
1941年出生于保加利亚东部小镇斯利文的克里斯蒂娃，1966年在保加利亚读完大学，根据父母的意愿，逃离集权统治下的保加利亚，作为法保文化协定的公派留学生来到法国。克里斯蒂娃原来准备完成新小说论文，就回保加利亚。可是在遇到罗兰·巴特以后，她认识了菲利普·索列尔斯，并进入了《戴格尔》（Tel Quel）杂志的学术圈子，那里有福柯、德里达等一大批法国当时最优秀的学者。
作为学生的克里斯蒂娃对罗兰·巴特充满了崇拜和爱慕之情。在《武士》中她写道：“这样充满魅力的男人的声音，还没有听到过啊！我快要爱上他了。”她后来为巴特去世写了《巴特的声音》一文：“脆弱而又沉稳的声响，充满讽刺、似唱歌一样的声音曲线，虽然精疲力竭、但仍很轻快的声音……”
1972年，作为《戴格尔》杂志的一员，刚刚从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丈夫菲利普·索列尔斯以及罗兰·巴特等人，应刚刚加入联合国不久的中国政府邀请，作为第一批西方知识分子代表团造访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
那次旅行的经历并不愉快。回到法国后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写了本名为《中国妇女》的书。在那本书里，她记录了她看到的中国：“我们碰到的中国，正处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女人和青年人都被推入对党的旧机构的批判运动中去……轻视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残留的苏联模式以及刻板的官方言论，不仅使我的调查无法深化，也使得我泄气，放弃了学习中文。”
2009年2月，受法国外交部、文化部的委托，为了解法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状况，身为法国政府顾问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中法关系因为去年以来的奥运圣火传递和西藏问题而陷入低谷的时期造访中国。
37年后，北京和上海街头的变化留给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印象是：“许多城市涌现出摩天大厦，耸立在原本是街头小巷和苏俄式廉租房的地头上，取代从前统一穿灰蓝色衣服的人民群众，是艳丽多姿和面对全球化挑战充满自信、无所畏惧的人们。”
今年是波伏瓦的《第二性》出版60周年，作为二战后法国女性主义思潮在当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思考被认为超出了以波伏瓦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主义理论框架，但她十分敬佩波伏瓦，2008年波伏瓦诞辰100周年时，克里斯蒂娃设立了“波伏瓦女性自由奖”。
2月27日，克里斯蒂娃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克里斯蒂娃的新作《特丽丝》专注于基督教历史上圣女的心理世界　本报资料图

保加利亚的留学生克里斯蒂娃，最终成为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继波伏瓦、德里达、福柯之后的代表人物　图/高宣扬

不是只有一种女人，而是有不同的个别的女人
南方周末：今年是波伏瓦的《第二性》出版60周年，这本书在你看来，今天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另外，去年你设立了波伏瓦妇女自由奖，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奖？
克里斯蒂娃：我想在女权运动的历史上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是在英国有一些妇女要求自己投票或参加选举等等，这是发生在英国的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波伏瓦自己写的，她自己推广的思想，即认为男女是平等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今各种蒙昧主义仍在利用经济苦难和政治冲突压迫和迫害女性，必须通过妇女斗争来赢得权利。
还有1968年法国发生的五月风暴，当时我们都认为男女之间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如果我们讲男女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有什么区别，那么到底男女之间还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呢？这种区别会不会对文化带来一些影响？所以1968年时很多思想家都在思考，比如说女人性关系跟男人的有没有区别，会不会带来不同的经验；她们的思想方面会不会跟男人有些区别，等等。
后来我的学生问我，你为什么不写一本有关妇女的书？我认为这个问题太广泛了，太一般了。因为看完波伏瓦的书以后，我发现实际上不是只有一种女人，而是有很多不同的个别的女人。波伏瓦写的是女人的条件，只是一般性地讨论女性的待遇，我想写的书则有关女人的才华，女人的天才。实际上如果我们说波伏瓦比较重视女人的条件，而我比较重视女人的具体的才华，活生生地体现在一个一个有才华的女人身上。
我觉得对女人来说，波伏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因为她带来了非常丰富的东西，尤其对女人的解放。我非常敬佩她。但是后来我觉得，我还要继续考虑女人的个人经验，这样才能进一步了解女人。
我得到过一个国际奖叫“汉娜·阿伦特奖”。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她当时最著名的举动是对纳粹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得到这个奖之后感到非常地荣幸，我把奖金送给了阿富汗的女人。因为阿富汗的女人结婚的时候没有什么选择，没有什么自由，她们经常是被逼着嫁给一些陌生人。有些时候她们忍受不了会自杀，一般是放一些油在身上，然后用火把身体烧起来。没死的就会被送到医院，但是医院里面也没有足够的人能照顾她们，或者来治疗她们的身体。我觉得很残酷，她们的生活是非常悲惨的，我就把奖金送给了照顾她们的医院。
去年1月9日是波伏瓦诞辰一百周年，我设立了西蒙·波伏瓦女性自由奖，奖金3万欧元，奖给那些促进国际团结、重视妇女权利、保护冒着生命危险斗争、帮助她们捍卫平等与和平权利的人。
2008年“西蒙·德·波伏瓦女性自由奖”颁发给塔斯莱玛·纳斯琳（Taslima Nasreen）和阿亚安·荷西·阿里（Ayaan HirsiAli）。纳斯琳女士1962年出生于孟加拉国，先是在公立医院做一名妇科医生，然后成为一名作家，她在第一本小说《拉佳》（Lajja）出版后就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威胁，因为她谴责了存在于孟加拉印度教社会中的压迫，她的作品使她走到孟加拉国进步文坛的前端。原教旨主义者烧毁了她的书并声称要对她施以绞刑，后来她被迫流亡斯德哥尔摩、纽约，并试图在加尔各答获得印度国籍，受到印度政府的保护。
阿亚安女士是荷兰政治家，1969年出生于埃塞俄比亚，流亡荷兰。2003年作为自由人民党和民主党的成员当选为议员。她通过了一项严惩女性切除女性阴蒂（阴唇）的法案，结果她被称为“黑伏尔泰”。在警方的保护下，她才得以出版她的书《我的造反生活》，这本书为她招来很大的威胁，因为这本书试图将女性移民问题和欧洲社会问题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