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潘晓笔名问世于《中国青年》的那篇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可说是当代中国信仰危机的一个象征。从那个时候起，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就伴随着一个如何走出信仰危机的问题，以重构中国人的信仰及其精神关怀。

　　30年的改革开放走过来了。肇始于30年前的那种信仰危机，迄今已大大改观。如今中国人的信仰自由，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选择空间与实践的可能。在社会变迁的催化之下，中国人的信仰观念与信仰模式发生了许多变更，信仰关系的分化组合，使当前中国人的信仰构成具有了多元化、多样性的诸多特征。从此角度来说，中国人已经走出了信仰危机的阴影。无论是道德信仰、文化信仰，还是社会信仰、民间信仰或宗教信仰，中国人已经能够多样选择、多元表达。这说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人的信仰选择和信仰实践，已经具有了巨大的承载空间与表达能力，那种认为大多数中国人缺乏信仰的简单说法早已过时了。

　　然而，经过细密的观察与深入的思考，笔者却发现在此信仰自由的背后，构成了另外一个与此紧密联系的问题，那就是这种信仰的个人化、甚至是私人化的取向，导致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危机。

　　信仰与宗教的差异

　　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但宗教无疑会包涵信仰；信仰危机涵盖了宗教危机的某些内容，但信仰危机的解决，并不等于宗教危机的解决。

　　此处所言信仰，指的是个人作为信仰主体而选择的终极关怀形式；而宗教则是以信仰为纽带的群体信仰结构，具有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是制度化的信仰实践。用一种专业术语来加以表达，前者是“伦理性的信仰模式”，后者是“规范性的信仰模式”。规范取向的信仰模式，要求遵守一种以该信仰为核心的价值准则，其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所有人而选择、建构；伦理取向的信仰模式，则是一种个人的、私人的价值要求，仅仅是少数人选择的信仰方法，对于其他人不具有约束功能。

　　因此，规范性的信仰模式，希望建立一种制度化的信仰规则与价值系统；伦理性的信仰模式则强调信仰与自我的关系，致力于把自己修炼成为该信仰的主体。

　　由此看来，30年前开始担忧、迄今尚有顾虑的信仰危机，指的就是这种规范性信仰的危机。特别是在“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社会开始走出以个人崇拜、全民一个信仰的时代之后，中国社会似乎表现为“信仰真空”，精神乏力、信仰缺乏主导、固有价值体系所具有的吸引力弱化等等，强调的是信仰规范功能的丧失。可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迁，促使中国人在信仰选择层面，呈现了一种多元化现象，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大多得到了解决。

　　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念的建设，是国家信仰、政治信仰的建构；重建儒教，是文化信仰的建设要求；各种信仰传统的活跃，是中国人在民间信仰中的精神安顿；国祭炎黄、大禹与公祭孔子，是民族－文化信仰的呈现；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的选择，则是对各种宗教的信仰方式。

　　这些丰富的信仰方式，除了国家信仰、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各个层面之外，其他形式的信仰形式，大多是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自由信仰状态。然而，人们在面对这些制度化的、特别是制度宗教的信仰表达方式的同时，中国人的信仰方法却特别喜欢采用一种个人化的信仰形式，喜好在制度之外寻求自己的自由信仰，所谓方外之交、独善其身的信仰传统，从而呈现了当代中国信仰的另一种特征，那就是信仰私人化取向。

　　宗教与信仰的分离

　　中国人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是信仰一个超越的本原或神圣的关系。

　　中国人对宇宙、社会及人生命运，与其说有一种确认的信仰，毋宁说持一种未知或不可知的敬畏之心。所以其信仰的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以制度的形式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交通，以此反复加强对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同时亦不以可确证神人交通的方式深究其信仰结构，而仅仅满足于敬拜、冥思、敬而远之或用之、思而修身。

　　因此，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如果要表现为一个社会的信仰模式，那就不得不依赖于现实权力关系或宗教制度；与此相反，人们如果要表达个人的信仰，常常喜好出离制度安排和组织形式的宗教信仰。其中的问题，是中国人的私人信仰与制度化群体信仰的表达方式之间，本来就蕴藏着一种分合两可的双向关系。信仰是否危机？关键在于权力秩序、社会精神主体能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