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读到《花之恶》这篇文章，是2001年9月首届独立映像节的时候。某一天张献民给我两页A4纸，说是羊子让他写的。我展开读了一遍，没有太明白；又读了一遍，试图抓住些什么。我有些懵懂，对它的行文还感到有些不习惯。那里很多譬喻，旁敲侧击，但非常挑衅，也非常彻底，用作者本人的话，叫“恶毒”。

他后来写了更多，成了一个影评人。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书城》上那些。我始终觉得，这一篇最好，言之有物，态度决绝，堪称美文。像很多导演的处女作，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长久的积聚，然后在某一刻生发。

这是一个恰当的时刻。当时中国独立电影，正在继往开来。这也是为什么，此文题为“回顾”，却有种先知先觉的味道——而且能为那些新生的事物张目。当时首届独立映像节有到各个城市做巡展，大多是高校，张献民在不止一个地方，以此为题做了讲座。那种场面令人难忘，董冰峰说他到今天还保存着当时在鲁美讲的那一场的录音。这篇文章里表达的思想，的确有那种很刺激的力量，说是启蒙也不夸张。

今天情况有所改变，但也许只是表象，本质从来撼然不动。我想这也是这篇文章能经得起时间考验，今天重读依然有意义的原因——更何况，自从写成，它也没在什么正式的刊物发表过。

花之恶--96年以来大陆独立电影的回顾
The Evil of Flower: The Retrospection of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Since 1996
文/张献民

Text_Zhang Xianmin
花之能为恶，大抵是鼻子过分敏感者以花为恶，在连打喷嚏之后将花掐死。

所以就有塑料花，永不凋谢，没有花粉，没有味道，只有颜色和形状。绝不刺激。其长寿犹如三纲五常、美好社会的理想，不会如二十岁时情人节深夜收到的鲜花，天一亮就枯萎。

可惜塑料花大都蒙着厚厚的灰尘在某个被遗忘的角落。在我老家，过年的时候不少人去庙会买塑料花，买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拿去送人。收花的人永远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扔掉，舍不得，因为它们还在盛开。大都被安置在某位祖先遗像的前面，之后每年清明节拿到院子里用水冲冲灰尘。直到自己也成为祖先和遗像。

现在大家在大陆影院看到的影片，大抵属于塑料花。

肯定有人会抗议。以前就曾经有人抱着自己的花跑到我家里来，说明他养的是真花。那也是盆花，属于国庆时放在天安门广场几十万盆中的一个。

有没有从广场的花岗岩石板下钻出来的花？有的话，是非常影响景观的。但看看故宫院中青石间的青草。开着紫色和粉色的小花。我常梦见天安门广场也是一个模样，花不是摆上去的，而是石头缝里冒出来的。

独立电影不可能不是野花。独立于什么？难道有个对立面？独立等于自绝。在上层社会中坚们的眼中，要求电影独立的影人恐怕与97年前呼吁不要回归的香港人一样，可能是疯子，危险的疯子。当时有个口号叫“港人自决”，太象2000年大陆的电影导演协会搞的报告，跟上面说电影是导演的事，导演管就可以了。如今，香港如何？惟恐中央不管他们。

制片厂象花圃、暖房。花匠是什么样子？典型形象就是后半生的末代皇帝。他能伺候出什么来？八十年代的时候，花圃里还引进了几个品种。90年以后，凡是不能往小花盆里移栽、往天安门广场上摆、起装饰作用的，已经很难在花圃里有地位。95年以后，进花圃与不进的种子，都要过实验室被用各种药液检查性质，等检查完，也差不多被化学物质泡死了。
独立电影纷乱杂呈，各干各的。有没有个脉络？

96年以后的大陆独立电影已经脱离了诞生阶段。

婴儿，找《妈妈》，《头发乱了》，很好理解。婴儿生活的钟点节奏跟常人都不一样，尿布、奶瓶、糊糊、玩具，乱七八糟地放在一起搅和。当时独立电影好象要把人文关怀放在最前面，让老百姓和老干部都放心。终点，当然是《长大成人》。谁能永远是婴儿？作为影片的《长大成人》，虽然一再受到花匠们的关照、修理、检验，还是独立电影中最“人啊人”的作品，即使它谈的是与书中不一样的另一些人物，谈法也不一样。

结果就是第二阶段，九十年代的中期，象青春期。讨论性倾向的作品往外冒。最常见的是同志问题。同志电影初级的标志之一是只有讨论男性恋情、而没有讨论女性恋情的，整体上属于现在时髦的说法：政治上不正确。是大男子主义的孑遗。如《东宫西宫》、《谁见过野生动物的节日》、《男男女女》。直到2000年，才出现了一部女同志题材的独立电影。
第三阶段象青年期，即发现社会的时期。这部分最复杂，而且最不新鲜。它既不混乱，也少刺激。来源很复杂。大致有两种倾向。

其一，个人生存危机。《小武》、《海鲜》是典型。

其二，对社群的关心。《民警故事》、《回家过年》、《安阳婴儿》等等。

我们大概泡在这第三阶段里还没走出来。〈海鲜〉和〈安阳婴儿〉分别是2000年和2001年的年初拍的。

有一些作品在几者之间游移。这一部分我笼统称为“小资”。大致属于为自己内心情感的丰富沾沾自喜的那种。典型是娄烨。我个人很喜欢〈苏州河〉，跟我是小资有很大关系。而王小帅的作品最纷杂，〈扁担姑娘〉介于个人生存危机、社会问题、性关系解密等几者之间。他影片的演员来源、拍法、剪法和音乐都遵循这条纷杂的原则，多样而无意义。

为什么我认为〈长大成人〉与〈小武〉之间不只是创作时间、创作者年龄上的差别，而是本质的差别？差别在于里面主要人物的理想。96年以前作品的主角大多数还有个理想，不管是“朱赫来”还是别的。他们力图表现出人物之所想、之所愿，这是他们的人文基础。他们至多是在哀叹理想的丧失。而在96年之后，已经没有理想。看〈小武〉和〈站台〉，里面人物的心理活动绝对不在台面上，谁能猜得到小武跟胡梅梅散步的时候在想什么？而且他想什么根本不重要。而〈海鲜〉，人的生活（如果他们确实是活着的），跟所有思想没有一点关系。好象拿掉人的理想，是对人的一切尊重的开端。
这不仅跟人物的身份、是否小资有关，也跟拍法有关，当然都是创作者做出的选择的结果。

对社群关心的影片中时常可以看到一个倾向，一个危险的倾向：家庭伦理。张元对特殊人群的关心终于在某个时刻给他带来〈儿子〉。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作品。他非常成功地将一个家庭各个成员的个人生存危机解剖开来，而没有落入伦理的陷阱。〈回家过年〉在这方面更模糊，虽然我个人更喜欢这一部。〈安阳婴儿〉基本没有个人，个人好象都是一个群落的代表，而且戏剧中心是个弃婴，也几乎落入伦理的迷团。

有关拍法也就是电影语言的问题，大陆的独立电影实践与实验电影相去甚远。永远有个问题：摄影机后的人更重要还是镜头前的人更重要。导演技术非常高超的专业人员有可能连配角都不能使用当地人、只能用从大城市剧团找来的演员。这相当于另一个问题：拍法是导演脑子里现成的，还是被拍摄者的生活状态要求的。
走到独立电影关注社会的这个阶段，好象后者正逐渐占上风。

这也相对于另一个问题：独立不单是态度和视点，独立是个立场。在今日大陆，站稳立场比拍电影更难。毕竟，所有影片的社会意义大于美学意义。但是，认识立场与睁眼看现实一样，有晕倒的危险。而坚持立场，则有可能丧失一切。
最后这个问题的反面，是当独立电影关注现实的时候，太容易拿出当年骂第五代的说辞把它们逼到边边角角上去：你们暴露咱炎黄子孙的丑陋面。这就回到开头的话题，野花还是盆花乃至塑料花。喜欢独立电影的人可以简单地说：这不是装饰艺术。

一部分曾经独立的影人经过努力将自己的花从野地里改种到田里，又从苗圃中改栽到花盆里，今天已经在不遗余力地研究如何把塑料花造得比真花还真。如果算是对未来有个预测的话，现在还独立的一部分人可能不免落入家庭伦理的迷途，并在落入之后反过来宣讲中国电影本来就该是讲家庭伦理的。到那个时候，独立电影可能走到结婚生子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有另一些人做一些现在完全预见不到、完全新鲜的影片。

花是植物的性器。人看植物的性器而好其美，不知植物对人的性器有何观感？

套用现成的话，电视广播报纸等等都是喉舌，个人都是镙丝钉。那独立电影算是什么？是案板上的手指头？是壁虎丢在墙脚的尾巴？

我看独立电影跟前卫艺术一样，是性器。比如它老不听话，闹独立，要跑到外面去，刺激别人是交流的基本手段，而且经常气味强烈。

所以社会的大脑对作为性器的独立电影有意见是正常的。而且当大脑老去的时候，想一刀把讨厌的东西割掉，也是正常的。与花朵一样，等要用的时候，再找个塑料的替代品。追求把革命历史题材拍得更性感，要的就是塑料替代制品的效果。
我还是喜欢真家伙。野地和废墟里盛开，恶毒的花。它起码是活的。我是有理想的：我的快感不是乙烯或甲烷的产物，而来自未名的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