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珂勒惠支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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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10/3/30 13:16:01 作者：章润娟
来源：
《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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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鲁迅，没有他推崇备至的珂勒惠支，中国版画不会有如此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审美基础。
2009年深秋，湖北美术学院院长徐勇民接到曾梵志电话。曾梵志兴奋地说，珂勒惠支要来中国了：12月，他将和中国艺美基金的工作人员到德国珂勒惠支博物馆挑选作品，争取把珂勒惠支的作品带到武汉巡展。
有人说珂勒惠支是伟大的版画家、社会民主主义宣传家、悲观困苦的画手、宗教艺术家，甚至还有人说她是欧洲早期女权主义画家。鲁迅对她推崇备至：“在女性艺术家之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代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黄乔生说：“珂勒惠支作品在中国首次发表是1931年9月20日，鲁迅就是将她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黄乔生说：“鲁迅购买的珂勒惠支版画有16帧，其中大部分是画家签名的原版。”2009年9月，珂勒惠支博物馆馆长古德·弗里茨克和艺美基金会来到鲁迅博物馆，看过鲁迅的藏品之后，弗里茨克兴奋地说，印制这些版画的德莱斯顿的埃米尔·里克特，正是珂勒惠支信任并长期合作的印刷商。
2010年3月6日起，珂勒惠支的40件作品将在北京、上海、杭州、重庆、武汉巡回展出。这次展览题为“我的孩子，春天来了”，这是1915年4月，刚失去儿子的珂勒惠支写下的诗句。珂勒惠支的中国孩子，这次都会来看她。
文艺界的严父，美术界的慈母
1931年，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创刊。鲁迅看到德国书店目录上有珂勒惠支的《牺牲》，就把它寄给了《北斗》。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左联五烈士遇害，远在德国的珂勒惠支也加入世界文艺界的联名抗议。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波兰人牛兰在上海被捕，珂勒惠支等人又致电请宋庆龄出面营救。鲁迅很感动：“她不但与周围的悲惨生活抗争，对中国也没有像中国对于她那样的冷淡。”
南京艺术学院李小山说：“珂勒惠支的立场就是鲁迅当时的立场，反对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本国统治阶级。”
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研究所副所长王明贤说：“珂勒惠支的艺术和俄罗斯艺术、俄罗斯文学一样，对命运的抗争是主题。‘五四’以后，救亡与启蒙是两大主题，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成了两大阵营。”而鲁迅和徐志摩，就是两大阵营的代表。
鲁迅晚年编辑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黄乔生说鲁迅托留学德国的朋友徐诗荃购买画册，并托与珂勒惠支有交往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代买作品。直到逝世前一年，鲁迅才将画册的素材托郑振铎交给北平故宫博物院印刷厂制版。1936年，鲁迅抱病写了3000多字的序言，对每幅作品一一加以说明。1936年8月31日，病中的鲁迅还不忘托朋友内山完造致函在柏林的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寄出《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请他转给珂勒惠支。
北京鲁迅博物馆还有半封珂勒惠支写给史沫特莱的信，信中说她收到了购买《织工》的30马克，并请史沫特莱转达她对鲁迅的问候。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作家柯灵发现他清贫的家中最昂贵的就是墙壁上挂着的两张画：一张珂勒惠支的版画，一张儿子海婴出生16日的油画像。
黄乔生告诉《新周刊》，尽管鲁迅培养了很多青年作家，在文学界是“严父”，但在美术上，很少亲手创作的鲁迅，扮演的是慈母角色。“他指导木刻作者的时候更多显示了温情和鼓励。”徐勇民说，“如果没有鲁迅，今天的中国版画不会有如此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审美基础。”
1929年，鲁迅就先后编过《近代木刻选集》、《艺苑朝华》、《木刻士敏土之图》等画册。他还邀请日本专家举办木刻技法讲座，而供课堂上观摩的就有珂勒惠支版画。
版画家江丰、李桦、胡一川等人，都是受鲁迅影响才放弃油画改作木刻。胡一川有名的《到前线去》就是1932年逃亡上海听鲁迅演讲后创作。1933年自学版画的李桦组织“现代版画研究会”，他寄画册给鲁迅请教，现在还能找到鲁迅给他的7封回信。而广州“现代版画研究会”1936年组织第二届全国木刻联展，鲁迅在上海抱病参观。“他活像一位母亲，青年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摄影家沙飞在现场偷偷拍的照片，成为鲁迅和青年木刻家交流的历史见证。
鲁迅一生清苦，对版画却不吝付出。1931年，他为胡一川的“一八艺社”木刻展捐出10块大洋；1933年，他在“援助东北义勇军木刻展览会”买了不少胡一川等标价一二毛钱的作品；黄乔生还提到，讲木刻技法的日本专家回国时，鲁迅赠送给他6幅珂勒惠支的作品。
鲁迅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鲁迅去世后，仍是木刻家的精神领袖。他们不少人弃笔从戎。李桦和学生赖少其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彦涵在敌情紧张时拿起枪杆上前线；胡一川也始终把木刻当武器，他和诗人艾青关在一个监狱时，艾青写下《给胡一川》：“你用钢刀刻木刻，我用钢笔写诗篇”。
影响中国至深的珂勒惠支
“珂勒惠支不是世界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家，但对中国革命、中国版画的影响却是最大的。”王明贤说。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谭平说，延安时期的作品，都有学习和模仿珂勒惠支的痕迹。那时延安条件艰苦，往往是画油画的找不到画布，画国画的没有笔墨纸砚，最不缺的就是木板。奔赴延安的美术工作者，都以版画创作为主。
1938年，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成立，江丰是美术部主任，胡一川、力群、张望是老师，古元、彦涵、罗工柳是学生。他们赴抗日根据地，为报纸画插图、连环画，办起《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敌后方木刻》，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珂勒惠支在中国的影响，因此远远超出在她自己的国家。就像徐勇民所说：“珂勒惠支作品的艺术渗透力，改变着一个大国民众的审美甚至命运，显现出作者想象不到的力量。”
而王明贤认为：“中国现代版画是在珂勒惠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虽然鲁迅还介绍了其他艺术家，但珂勒惠支的影响最大、最集中，从上世纪30年代影响到80年代。”
珂勒惠支的影响，还波及到中国当代艺术。1979年，在北京举办的“珂勒惠支作品展”，终于让倾慕以久的中国观众看到她113件主要作品。而这一年揭开中国当代艺术运动序幕的“星星画会”，他们的宣言和口号就是：“凯绥·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星星画会”带头人黄锐说，珂勒惠支和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放入艺术家、知识分子中众所周知，所以用她的名字成为建立认同感的一种手段。
当然，除了高举珂勒惠支的旗帜，“星星画会”成员的作品也带有明显的珂氏烙印，尤其是马德升与曲磊磊的版画。1979年12月，“星星画会”研讨会上，王克平也说，“就内容而言，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榜样。她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情感，以及她对人民大众的情感。”王明贤认为70年代末的中国当代艺术起源中，无名画会更纯美，“星星画会”强调珂勒惠支，是强调对社会现象的批判。
1980年谭平考入央美版画系，尽管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和毕加索等开始在美院流行，但珂勒惠支的名字总会被李桦、王琦、伍必端等老师不断提起。一直到80年代初，才“对西方现代艺术介绍更多，更关注马蒂斯、毕加索，再后来就是杜尚、博伊斯”。’85美术运动后，珂勒惠支的影响才逐渐淡下来。
珂勒惠支的中国门徒
江丰 1931年组织“一八艺社”，参加过鲁迅办的木刻讲习会。曾任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代表作《要求抗战者，杀》、《码头工人》、《向北站进军》、《平型关》。
胡一川 1930年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木刻曾获鲁迅赞扬。1937年赴延安。曾任广州美术学院院长。代表作《组织起来》、《肃清汉托匪》、《抗日群众大会》、《饥民》、《到前线去》。
李桦 1938年任木刻界抗敌协会理事。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代表作有《怒吼吧，中国！》、《快把他扶进来》、组画《怒潮》（挣扎、抓丁、抗粮、起来）、《向炮口要饭吃》。
黄新波 参加过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组织过未名木刻社，在鲁迅指导下从事新兴木刻运动。1936年发起成立上海木刻工作者协会。代表作有《他并没有死去》、《卖血后》、《前线》。
陈烟桥 1933年与鲁迅通信并受支持。1934年木刻《天灾》、《受伤者的呐喊》等入选巴黎举行的“革命的中国绘画与木刻展览”。而《拉》、《窗》和《风景》被鲁迅编入《木刻纪程》。
力群 1933年参加“木铃木刻研究会”，曾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代表作有《鲁迅先生遗容》、《饮》、《延安鲁艺校景》、《丰衣足食图》。
古元 1938年赴延安，曾在鲁艺学习，在鲁迅美术研究室工作。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撰文赞其作品。代表作有《减租会》、《烧毁旧地契》、《人桥》、《刘志丹和赤卫军》。
彦涵 1938年毕业于鲁艺，曾奔赴前线。《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草》、《来了亲人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等被称为抗战美术作品中“壮烈的进行曲”，而广泛流传。
谭平 1984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学美术史课程和版画专业课程中，对珂勒惠支了解和认可。毕业创作《矿工系列》，形式语言、铜版画技法，精神内质都与珂勒惠支有着密切关联。
曾梵志 1991年毕业于湖北美院。大学前两年，学习临摹珂勒惠支作品。与珂勒惠支一样着迷于普通人物，画中主人公的手和面孔就是珂勒惠支对他艺术主题、创作影响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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