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病了，所以无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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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11/1/17 16:56:45 作者：孙琳琳
来源：
《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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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洛桑原生艺术馆迎来34岁生日，原形艺术中心在南京成立，它们都展示了由疾病激发的艺术创造力。
在《错把妻子当帽子》一书中，萨克斯医生的病人皮先生一直坚持作画，从早期的写实画到最后的抽象画，虽然是“疾病不断恶化造成的”，但却意外地同时也是一条艺术风格成熟之路。疾病和艺术，何尝不是双生儿，天才失去达·芬奇的双眼，却得到毕加索的想象。
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的洛桑原生艺术馆，今年迎来了第34个生日。34年来，这里一直以反美学的姿态示人，却展示着人类最本真的杰作。精神病人及各种游走在社会边缘的人们在此登堂入室，他们病了，才能如此无畏地表达这个世界。
病中的艺术家
今年10月，仿佛与洛桑原生艺术馆呼应，“南京原形艺术中心”在南京成立。创办人郭海平数年来一直担当精神病人的老师，但他解释说自己从来不教病人画画，也无法教他们，“他们才是我的老师”。
早在2007年，郭海平便在北京798艺术区为精神病人举办过一场展览。不少科班出身的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嘲笑他，认为他本身就是半路出家搞艺术的，无非是想把没有任何艺术训练的病人不值钱的画吊高了卖。
最近，郭海平发掘的“病艺术家”“鱼非鱼”，受到国外原生艺术展的邀请，证明了他的眼光。
不过，我们也许的确不应该将这些潜意识的画与梵高的作品相提并论，在国际上，这类作品被称为原生艺术，这门艺术有一个极端苛刻的标准：只要是受过艺术教育的人，哪怕后来他疯了，画的画也不能算原生艺术。在中国，虽然起步比西方晚，也早有研究者介入艺术与心理疾病研究领域，而2008年的广州艺博会，也展示了精神病康复者创作的绘画。
关于病人的艺术天分，其实不必拿梵高做比，在医学界已经得到证实，萨克斯医生就曾写到过一位真实的“自闭症画家”的经历。自闭症患者中，很多人的确还同时伴有一种叫做学者综合征(Savant-Syndrome)的病症，在临床上，这种病表现为过目不忘的神奇本领。
出生于伦敦的自闭症患者斯蒂芬·威尔夏就是一位记忆力惊人的画家，5年来，他先后凭记忆绘制出东京、罗马、香港、法兰克福、马德里、迪拜、耶路撒冷和伦敦全景。今年，他乘直升机在纽约上空鸟瞰20分钟，又默画出更为复杂的纽约全貌，细节丝毫不差。
从郭海平身上，可以看到杜布菲的影响。杜布菲对艺术的最大贡献，是在病人和超凡脱俗者身上发现了无以伦比的天分，并率先把这种天然无雕饰的创作命名为原生艺术。他最初迷上原生艺术，也是从瑞士日内瓦、伯尔尼、洛桑等地的精神病医院开始的，并一见难忘。此后，他花费了大量精力收集此类作品，被社会嫌弃的病人不懂坐地起价什么的，有时甚至拿点小东西就可以交换，杜布菲的成果不错。
1976年，身为法国人的杜布菲将藏品全部捐献给了瑞士，并在洛桑建立了原生艺术馆。这个艺术馆使更多的人意识到艺术教育不是万能的，艺考更是跟搞艺术没有一丁点儿关系。“艺术喜欢隐姓埋名，对它来说，最美妙的时刻是忘记了自己是谁。”杜布菲的意思是，你越处心积虑接近艺术，艺术越是遥不可及。
不疯癫，不成活
精神病患表现出优异的艺术才能，而执迷于艺术者，多少也有些不同于常人。正如《天才向左、疯子向右》作者、心理学家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所说，“创造力和情感障碍是紧密相联的”。他对英国皇家艺术协会的成员的研究显示：38%的人曾接受过情感障碍的治疗，其中的3/4需要药物或住院治疗。纽卡斯尔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奈特尔也认为，“艺术家可能有一些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基因，而且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激发了艺术家的创造性”。
所以有人说，搞艺术的都是“精神病”。即便不是这样，艺术家当中也有太多苦行僧、精神洁癖者、钻牛角尖的人。
在西方，有名有姓的艺术家，很多都不是行事合乎规矩的正常人。米开朗基罗不要命地为西斯廷教堂画壁画，被近代医生诊断为强迫症；晚年的戈雅耳聋且间歇性精神病，每次发作便疯狂作画，当然，这部分作品也是精华；梵高为画痴狂，吓走了室友塞尚，割耳是精神不稳的又一段古；蒙克和他的妹妹都是精神病人，《呐喊》扭曲的力量让人窒息；被肺结核和坐骨神经痛折磨的西班牙艺术家达比埃，作品可令观众昏厥。
这些公认的艺术界的病例之外，1932年，荣格对毕加索的论断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他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毕加索》一文，认为毕加索就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并指他的画作“揭示出对情感的疏远与离异”，以荒谬无情和古怪冷漠搅扰人心。
而在中国，那些极富创造力的人，躁郁型气质也总是更为明显。顾恺之是疯子，米芾是米癫，还有令人胆寒的青藤徐渭，写一手气势磅礴的狂草，也是发狂自残、杀妻入狱的狂士。
在日本，草间弥生干脆是驻扎在心理治疗所里的怪婆婆，她也称自己是精神病艺术家。传说日本艺术家中，还有人能画出令人看了切腹自杀的作品，难怪尼采把艺术家称为“患病动物”了。
普鲁斯特说“所有杰作都出自精神病人之手”，也许并不偏颇。
艺术家，不是想当就能当
如今的艺术圈，招人羡慕的体面人太多，不讨人喜欢的“狂徒”太少。达明·赫斯特一再想证明自己是个立得住的艺术家，却一再证明了另一个事实：没有商业炒作，他真的玩不转。与他类似地，崔西·艾敏变得正常之后也不那么具有轰动效应了。
自从有了艺术市场这回事，一部分艺术家过上了好日子，免不了应酬买画卖画的人，免不了面对传媒，免不了追求奢侈。这些成功了的男男女女，穿上Prada，高高兴兴登上时尚杂志内页；或者在艺博会上为自己的作品站台，手持香槟，与粉丝亲切攀谈，这让艺术家被误解为一个只吃肉不挨打、成功自然来的职业。
成功者得到的名利强烈地吸引了为就业择木而栖的年轻人。2010年，中国艺考人数再创新高，热门院校的热门专业更是挤破头，录取率不足1%。许多原本不该进入这个行当的年轻人误打误撞进来，他们热切地谈论着新的百万艺术家，只看到年轻的陈可住大屋、开豪车，却没看到郁郁而终的冯国栋，为换肾而发愁的何理。
人们曾一度感叹，艺术家一定要不幸地生活吗？现在，印象彻底扭转了，仿佛做艺术再也用不着为了理想精神分裂，只要画卖得好，就能上天堂。就连上世纪80年代，陪着艺术家吃过不少苦的栗宪庭都说：“名利不一定就是坏事。”
热钱搅乱了人心，成功的毕竟是少数。幸好总有苦行僧、精神洁癖者、钻牛角尖的人，他们上不了时尚杂志，但时间会证明谁是真正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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