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实践中重提“概念”，不是要回到西方1970年代的概念艺术，或者我们曾经的“点子艺术”上去，而是期求一种艺术的思想生产力。在文化产业化与日常生活泛美学化的历史境遇下，艺术——如果这个词还有特殊意义的话——存在的必要性就是能够在这个境遇中反思这种境遇，使这种境遇不再显得理所当然，这就是艺术，也即是思想在当今的价值。

　　艺术必须把自身放在思想反思的维度上才不至于被同化进日益文化产业化与泛美学化的生活领域。虽然这个文化多元社会在外表上总是表现为新的物、新的快感，但在这个社会外表下的表征运作却在不断地抹去这些“新”的知性背景，使它们脱离了与主体原初的领会关系。反思的维度的即是一个知性的维度，在知性的背景中，艺术实践中的物、快感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在知性背景上它们才能够被领会，并把握为形式与感觉。因此，孤立的物与快感并不能保证艺术实践的意义，能够许诺艺术与人不会被最终物化的只有知性及理性这种主体允诺给自身的东西。

　　实际上，完全可以不再使用“艺术”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是毫无意义。艺术的发展已经终结，艺术的各种可能已经被耗尽，艺术不再有边界，艺术已经无所不包，以至于没有什么不是艺术，这是出于一种描述性视角的对当代艺术状况的事实判断。但是，如果转换视角，从一种规范性立场出发，这种丧失了内在规定性的“艺术”仅仅就是一个能指，依赖于这个概念无异于恋物或拜物教，而恋物正是一种主体空缺的表征，拜物也恰恰是主体物化的表现形式。

　　我们还在使用“艺术”这个词是因为它暗示了一种不可被物化的特质，这正是主体的特质，艺术自主并不在于艺术在某个历史背景中的沉默，而在于不接受这个背景是背景，因此，除了“大拒绝”之外，更重要的是重新定义，或者说换一种角度去理解所谓历史背景。正如很多作品在主动生产它们的语境，这即是不承认我们所谓既定语境的唯一性，因此，现实是可选择的，可更改的，可生产的——艺术由此而成为最为激进的文化实践。

　　对于艺术来说，激进并不在于政治立场和实践的层面，而在于保持某种彻底重新理解世界的可能，即另一种世界观的可能，因此，艺术的激进是一种哲学的，或者说理论的激进。在这里，概念能够担当的或许就是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世界观，让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思现有世界观定义下的现实。

　　只有在这种彻底反思的前提下，感性才是有意义的，也才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强调概念，以及背后的知性与理性，并不是在拒绝感性，而是在对感性提出要求，要求感性中蕴含着某种重新体验世界的可能。同样，强调概念也不是拒绝物化形式，因为任何概念都是物化的，即使是意识中的词语，也已是一种物化形式。但必须警惕的是概念与其形式之间的约定俗成关系，概念总是物化的，但是经过形式物化之后的概念通常都会变成常识，而常识往往是思想的封闭状态，导致一种不反思的状态。

　　强调概念最终还是为人们所说的“创造力”寻找一个基础，创造并不是来自神启或本能，而是以思想的自觉更新为基础的，而思想的更新则总是发端于对某个概念的重新认识，或者某个新概念的出现。强调概念也是在强调创造与批判的统一，创造一个概念，即是批判既有的概念。某个微小概念的变化会带来整套话语的革新，以至于最终引发现实世界的改变，因此可以说，世界是被世界观所改变的，而世界观则是被具体概念改变的。

　　一切构建与变化都源于某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