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政治的时代，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总是会牵涉到政治。如果不懂得中国的政治，也许你会很难理解发生在周围的事情，或者说你在生活中将无所适从，甚至你会觉得你的世界异乎寻常。我看到的社会已经千疮百孔，层出不穷的种种社会事件，总让人恼怒、愤恨、悲哀。可以说，今天的任何艺术事务都没有政治事务更加紧要，乔治-奥威尔曾极端地讲：“所有的事务都是政治事务”，中国当代艺术的工作恰恰是在我们对时代的怨恨中展开。
中国当代社会的结构是政治至上，政治决定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事情。作为当代艺术，不可能对政治视而不见。严格地讲，当代艺术并不因为取材政治而自动获得强度和政治性，而是因为当代艺术与当今政治的格格不入才让当代艺术获得强度和政治性。从更广的视角来看，艺术与政治的格格不入，也许比政界内部人士的歧见更为深刻。
在中国历史上，艺术实际干预政治，总会遭到政治的强势镇压，艺术从未退却，屡败屡战，明代学者吕坤说：“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吕坤所言，属于文人的自我安慰，学术、道理在世俗的政治权势面前从来都是不堪一击。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说，干预政治无异于螳臂当车，《庄子-人间世》言：“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艺术难以胜任对政治的干预，政治权势能够轻易地将艺术碾得粉碎。可螳臂当车虽然悲壮，价值却无限高。
对古人来说，政治的镇压越残酷，艺术的声望越高。中国当代艺术因为对政治的干预，也遭遇政治的惩罚。艺术家在受到惩罚的时候，可以选择从容赴难，也可以选择委曲求全。我们不能强求艺术家都选择从容赴难，不能强求艺术家都成为义士，但站在同情艺术家处境的立场，姑息艺术家委曲求全，也会陷入反动的思维。齐泽克曾举例说，纳粹分子曾以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如果你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名德国人，将意味着什么？艺术对政治的干预需要国家提供生存的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文人的风骨尤盛：“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应归功于宋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基本国策。南宋以后，政治生态恶化，文人风骨从整体上呈下降趋势。
耶稣的信条值得聆听：“恺撒的事归之恺撒，上帝的事归之上帝”，“我的王国不在世间”。我倾向于主张把中国当代艺术的政治关怀限制在理论层面，而不是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但对理论工作者来说，理论层面的政治思考已经具有政治实践的意味。我对实际的政治虽然不感兴趣，但我关心艺术家为了政治的进步而付出的代价。当前的政治已经沦为低级的龙争虎斗，不再是高级的治国之术，不再是智慧的价值商讨，很难吸引理论工作者从事真正的政治学研究，政治的堕落也导致公民的参政意愿低迷。梁启超曾提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中国当代艺术可进行塑造新民的工作，塑造新民属于日常政治，即哈维尔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不为追求世俗权力，而是注重潜移默化，虽然日常政治活动并不必然导致宏观政治的结构调整。
政治始终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对政治的干预是过分的、危险的，实际上干预政治并不能偏狭地被理解为反统治，或者是反对所有的政治事务。中国当代艺术对政治的干预只是对社会不合理性的校正，是对整体性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建制的怀疑，她要衡量世俗政治与理想政治的距离，要求将政治事务在公共领域摊开讲明，要求看到管理层是怎样执行政治的。因为统治者总是告诫我们：完全透明的、没有敌意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当代艺术恰恰是对可能性的探索，她对不可能性没有兴趣，或者说，中国当代艺术探索的是怎样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透明社会的不可能，并寻求把不可能转变成可能。
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总有艺术掮客觉得自己在政界行动较多，所以只有自己懂政治，别人因为未参与统治者的事务而不懂政治。没有人想为自己政治经验的欠缺而辩护，但总觉得只有自己懂政治肯定会导致对政治的偏狭认识，或者说自己会被自身的限制所限制。其实我们都身处其中，即便与政治打交道再多，也只不过是比他人的视界更宽，从本质上没有改变，我们仍然是瓮中之鳖。政治不只是统治者单方面的事情，也是被治者的事情，如果只从统治者的立场理解并执行政治，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专制和独裁。
政治不是定义，也不是理论，甚至历史上的政治经验在今天也不再具有绝对有效的参照价值。政治是变化中的实践，是进行中的具体事件，每个人对政治的理解都因各自对社会的感受不同而迥然相异。对我来说，政治是病理的源头，中国当代艺术的病理源头也是政治。但政治并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全部或目标。我对当代艺术产生兴趣，是因为她的广阔度可以让我接触到政治、社会、哲学、文学、音乐等等，可是我仍然把我的兴趣限制在理论内，把艺术上的政治实践作为思想来看待。
艺术可否局限在象牙塔内部，仅从学理上讨论政治？艺术仅仅清议，而不行动？清议是否也是行动？艺术是否只能如吕坤所言，她是对政治干预失败的安慰？学术与政治肯定是无法分离的，比如我对梁启超感兴趣，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学术，而是因为他的政治行动与他的学术产生过实质性的关系，他的政治活动对他的历史观构成影响，他对历史的认识或观察，无法不引入他的政治经历作为评判参考。对梁启超来说，如何平衡政治活动与学术著述的关系是他生活中的课题。梁启超退出民国政治界后，曾将独撰《中国通史》作为他最主要的工作，可惜终因他无法忘情政治而未能完成。怎样把政治实践的经历良性地引入学术研究，而不是让政治实践的焦虑干扰学术研究的寂静，也是今天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批评家所应该考虑的问题。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艺术毕竟不是政治，她有自己的自主性，有她自己的道和理。艺术纯然沦为政治，艺术便不再有她存在的理由。但不排除艺术家以艺术的纯粹来影射或寓言政治，卡夫卡的小说中没有金钱，没有阶级斗争，没有政治，没有警察和军队，但批评家往往把他的小说解读为对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官僚世界的批评。卡夫卡小说持久的政治价值恰恰在于他没有直接谈论政治，而这说明卡夫卡保持住了艺术的自主性，他说出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无法说出的东西。可是，卡夫卡真的不谈论政治吗？也许卡夫卡谈论政治的方法更为智慧，更加适合我们的时代，她能避免我们受到更大的伤害。
本文发表于艺术时代第2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