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基石是主体性，主体性无以建构，其它都难以为继。而精神性的身体（mindful body）则在作为一个化身的主体性之内。任何深刻的观念或精致的话语，只有真正内化入身体之中，才能真正生效，否则，再貌似宏大或激越，也只能沦为一种乌托邦式文化皂泡或机会主义者获取世俗利益的博弈工具。对于从1980年代一路走到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我们听到了曾经的慷慨激昂，也看到了如今的玩世不恭；我们听到了台前的壮丽高贵，也看到了幕后的卑鄙媚俗。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的谶语屡屡应验：“可是，好哥哥，不要像个坏牧师，给人指出崎岖难行的上天道，自己却只顾流连在花街柳巷中”，于是，曾经被“牧师”鼓舞的“天真之眼”，往往从最初的惊愕、愤怒和鄙夷逐渐转为司空见惯后的绝望、麻木。

就象当代艺术在进行对社会的批判时，容易忽略对自身的批判一样。在批判他者的征途中，人也往往忽略了对自我进行批判。上帝死了之后，人最大的敌人往往是他自己。“人丧失了神的中心，并未使他自由坠落进力的涡旋之中，那其中最危险的就是他自己的宰制和罪恶的本能……在人自身的肉体历史中，欲望和意义便作为人类存在的同等延伸的历史化而被占用，于是我们可能承担起重塑我们的人性的责任。”（1）但重塑自我的人性何其艰难，因为，喊口号与付诸实施有巨大的距离，一定的批判话语尽可慷慨激昂，却需找到可以真正实现的途径，如此才能显出它的有效性，否则，只能是上述覆辙的一再重蹈。

在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复杂纠葛中，对人的存在状况的持续审视、反思与批判，是当代艺术的重要责任，也是它的价值之所在。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王俊一直为这一理念所鼓舞，并主动背负起这个责任，坚定地走了下来。而且，随着艺术实践的深入，他越来越明晰地认识到了个体自我锻造的重要性，并在他的艺术中身体力行。

他从2000年以后开始把短促的曲线作为他绘画的最基本元素，因为他发觉“一根有质量的线条对我来说是一条可以向心灵深处通幽的曲径”，（2）而这种特有的痉挛式短促曲线，在心、手一体的高度投入状态中，类似于他的神经末梢，可以很直接地传达出他内心的细致搏动。这正是绘画语言本体的独特力量——越过概念的中介直达心灵。于是，他用无数的这种曲线来“编织”绘画，在他涂写这些曲线的漫长过程中，没有具象的介入，最为敏感的内心悸动被直接传达。对他而言，这种涂写最后呈现的物化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涂写过程中，他可以真实地面对自我，把个人种种无以言表的深层形而上体验不断呈现出来。在真实地面对自我的过程中，他清楚地体察到了肉身的滞重与芜杂，它的明晦对垒、灵肉交织、神魔同体……而如欲打造人之为人的尊严，在真实面对滞重身体的同时，首先需要进行自我诊治与锻造。对此，他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我的绘画大多是和自己内心的某种秘密有关，有时候象一面镜子，可以让我暂时的成为一个旁观者，去窥见自己内心深处忽明忽暗的魔性，并在繁复的描绘中进行自我平复。”（3）于是，对他而言，涂写成为一种必需的日常化行为，成为理性地自省、纯化的过程，他从此乐此不疲，持续地、日复一日地“劳作”了下来，让涂写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而留存下来的“物证”则是一幅幅满布密密麻麻、层层叠叠曲线的画幅……

在急功近利的文化机会主义者们眼里，他笨拙地选择了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不是依凭流行的社会反映论式图像制造术或拼接法（这种较易掌握的创作方法论，让大批初出茅庐的年青艺术家在艺术市场中迅速地名利双收），而是用无数连接、贯注心灵细腻悸动的线条来编织、堆垒。这种与心性的细微搏动紧密相连的线条，因其作用于人的直观，非真诚之心无从体现，非敏感之眼无以辨识。而且，这种“心电图”式线条，在面对麻木、懒惰的“视盲”时，仅仅是一堆毫无实用价值、不知所云的线条，而在面对敏感之眼时，又高下之分毕现，没有任何障眼法可拿来抵挡，只有在长久的“修身养性”和专注不懈之下，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动人的品质。

同样，对于王俊本人而言，只有以清明的辨析力和顽强的意志，通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与自我博斗，才有望获得一种他所珍视的、自我心性的“澄澈”。但这种涂写行为其实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成为了一种身体的自我建构术，这种自我建构术“允许个人运用他自己的方式或借他人之助对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施加某种影响，改变自我，以达到某种愉悦、纯洁、智慧或永恒状态。”（福柯）（4）而且，这种通过艺术的途径所进行的自我建构，也正是一种真正的“生活政治”，这种生活政治是“一种在自我反省的、井然有序的环境中实现自我的政治，在此环境中，反省将自我及身体与整个认识体系联系起来”（吉登斯）。（5）我们已习惯了将自我的种种“病因”推卸给各类结构、系统和他者之后心安理得地维持原状，抑或犬儒式地放纵，但深究之下，其实往往首先需从自身切入，非此则无它途。因为，如福柯所昭示的，既然权力是知识-权力从而渗透于身体的方方面面，那么，反抗并非仅仅夺取政权，而是需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和我们所有的旧‘认识方式’。”（6）“如果不存在既定的主体，其实际结果只能是：我们必须把自己当作艺术品来创造。”（7）所以，真正享有尊严的身体应该是自我把握的身体——一个在自由的实践中自我创造、自我建构的身体。在质疑、批判和尽力改变系统、结构、他者的同时，这种自我建构术和生活政治，终将是主体必须要面对的。

在用纯抽象的语言面对和纯化形而上自我的同时，王俊也将这种个人化的曲线构成具象图形（可辨识出动态的人，处在各种凝缩的象征性天地中），来书写他在现世场中更为清晰和具体的生存体验。在这种自传式的心理空间中，起初，充塞寂寥天地的是难以把握的无定形迷雾，“他”则在艰难地持守自我信念，并间或处于与对手（这个对手，既可能是他者，也可能是自我）的严酷角斗和危险搏杀中，满含情绪色彩的图形与线条中，不时流露出失意、感伤、软弱、彷徨与悲情。逐渐，柔软的迷雾转变成坚硬的芒刺与锋锐的闪电，但在这个愈来愈冷酷而难以立足的环境中，“他”却反而越来越雄强、坚定、挺拔与自足。回溯以往的其它作品，王俊的心灵史会更加清晰。在他2003到2004年间的摄影作品《之·间系列》中，都市青年们作为非中心化的主体，在光怪陆离却冰冷无情的现代丛林中茫然无际而不知所措，面对强大的都市矩阵，他们渺小而软弱，只有在各种边缘地带和缝隙、废墟中维系一份对自我、家园的虚幻找寻和守望。怅然与失神，孤寂与迷茫，无奈与绝望情绪充斥其中。2005年的装置作品《柔软的温度》中，强光透过镂空部分在蜡立方的平面上逐渐熔化出人的形状，随着展览时间的流逝，熔化的人形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件作品的语言巧妙，但基调却是低迷的，炽热的光线作为“柔软”的雕刀，让“人”于无声中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石蜡缓缓地软化、流溢……个中意味，在微妙地撩拨人的存在意识，其中不无对主体的软弱、生命的虚无与荒谬的感怀。而经过长期的艰辛锻造和思索，他日益清醒地意识到了在一个历经文化范式的频繁转换后从众主义盛行的时代，坚持个人信念的价值和力量。在当代，抱持一种与潮流相异的个人信念变得日益稀有。只有高贵而稳固的信念，才可以不因强权宰制、困苦磨砺、消费诱惑而放弃、消沉、泯灭甚至变节，而这又必需依赖坚定的意志和对所持守信念的深刻认同。在近期作品中，他让我们看到了令人振奋的转变，这种历久弥新的坚定力量，无疑来源于他对个人信念之价值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自信。正是这种经过不断清理和纯化的信念鼓舞着他在浮躁、喧嚣的氛围中孤军奋战，披荆斩棘，与生命的虚无与荒谬对抗，纵然遍体鳞伤，却依然棱角峥嵘——“我更迷恋在不厌其烦的描绘中去感受自信心是怎样悄然建立又轰然坍塌的过程，在西西弗斯般光芒四射的穷途往返中所体现出的力量在我看来更接近生活本身。”（8）

这种对个体信念的建构与对普泛话语的质疑是并行且互动的。因为，如欲获得本真的存在，就必须质疑既定的话语，奋力对抗文化系统对身体的塑形。禀性及艺术理念使然，王俊一直极其注重自我的身体在“此时此刻”的切实而细腻的体验，希冀用他敏锐的身体来洞穿现实的表皮，触摸本真的内核。他自幼酷爱阅读，并把它视为一条通往真理之途。在长年的阅读过程中，他越来越按捺不住对既定文化话语的本能怀疑，于是，通过一系列的作品来追问。从2002年起，他开始撕书，在这种象征性的行为中，愤怒的身体锐利如刀，奋力突破层层“语言的牢笼”。在书页被撕、掰的过程中，显露出了宛若身体器官的形状，一直严肃冰冷的书本陡然散发出一种情色味道，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性/感性……等二元关系奇特而悖谬地共处于一体，让人在那些印满图文的厚实书页被掰开的间隙中，一窥底细。他继而利用女性的艳妆之手，进一步引导这种情色意味的掰开，把貌似理性、客观、中立、权威的知识肉体化和情欲化，暗自散发他的嘲讽，并提供一种契机，让身体和知识在相互质疑、角力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对历史教科书、盲文图典、都市黄页等逐一撕、掰后，他把目光凝聚在了时尚图册上。因为，在当下，因具有非强制性特征和对欲求的强大控制力而轻松地跨越民族、国家藩篱的消费主义文化，正在成为最主流、时尚的媚俗文化。它依靠媒体的传播功能，对身体进行全面的包抄与渗透，就其对身体的控制能力而言，迄今还没有哪一种文化能与之抗衡。他对这种传媒的包抄与渗透深有体会，这在他2006年的装置作品《时间的遗存》中有直观的表达：铺天盖地的报纸覆盖了个体的生存空间，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陌生化力量，甚至获得了一种纪念碑性，缺席之主体的日常时间则在这种无休覆盖中被耗尽。在对这充斥视听的重重迷障进行质疑的过程

中，他的应对策略是：以牙还牙，用一种具有自我尊严的异质化个体语言来逃逸、搅乱、颠覆主流话语的整一化编码系统。起初，他在图册上进行个人化的书写，以私人经验去置换和篡改时尚话语。后来，又在书上镂刻出人形，并让这些人形从图文的严密经纬中脱离出来，四处逃逸。经过反复的突围，他意识到：出于同一逻辑，内在于自我建构中的对时尚话语的质疑，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从此，他选择了一种远为繁复、漫长而柔韧的方式：伴随着日常的阅读与思考，抵御暴力性时尚话语对个体生存空间的细致、长久覆盖，用黑色炳烯颜料，以各种个体化的手法涂写、覆盖自己看过的种种时尚杂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涂写、覆盖的过程中，朴素、冷静的黑色汁水对被时尚话语生产、调动起来的非理性欲求进行缓慢而持久的降温，并把这些在当下炽情绽放的鲜活图文历史化，让它们伴随着时间的渗透、漂洗，经过理性之液的浸泡和冲刷，洗净铅华后返璞归真。因内在逻辑的统一，这种方式，与通过涂写曲线来进行自我建构达到了异曲而同工，并相互契合。

以身体的自我体验为原点，逐层剥析、解蔽而向本真靠拢的渴盼，必然导致王俊逐步扩张他“内视”与“外视”的领域，以求生命得以更丰实、完满地延展。对触动自我身体的现实境况进行进一步的持续体验和深入追问，力求昭示出其本质，在这个征程中，必然会触及到某些共同经验。于是，他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性、公共性。以这种方式产生的社会性、公共性作品，与那些虚浮而苍白的命题创作有本质的差异——它与个体的真切经验紧密相连，从而更为扎实、稳固、细腻，更有说服力，也更有穿透力。这鲜明地体现在他2007年的装置作品《客厅》、《暗箱》、《临时炮》中。《客厅》中，他用原材料凝练地复制了一个在主要基于追求“名望经济”（prestige economies）的改建、搬迁风潮中，被弃若蔽履的生活空间。为了获得一定的社会性认同，各阶层的人都欲罢不能地被动卷入这一场场“符号价值”竞赛中，进行一种‘犬兔’越野追逐式的运动。作为身体栖居之所，私宅本是高度自由的个人化空间，是身体抵御公共话语的坚实据点，也是社会性力量最欲也最难渗透的坚固堡垒之一。这高度个人化的空间，处处凝结着个体的生命痕迹，本应珍视与坚守，却在这种频繁的刷新运动中被冲击的分崩离析，最后完全消失。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不是日臻完满与自足，而是不由自主地日益破碎下去。王俊复制出这个四分五裂并即将彻底消亡的“遗体”以供凭吊，通过剥蚀、扭曲、断裂、破碎的材料来喻示与之类似的记忆状况。他强化这种沉痛的心理体验，但不无度地煽情，而是机智地将情绪控制在引而不发的微妙程度，以求唤醒、调动观者的自我审视与反思。《暗箱》中，他将检举箱从内部施以光照，并将与检举的制度和实际状况有关的视频在内部模糊幻化地交织播放，交替重复的声音萦绕而出，引诱身处外部的观者从检举箱的小孔中窥探内部实况,但射出的刺眼光芒又阻隔了他们的这一冲动。通过这反复的撩拨、诱骗，阳奉阴违、明迎暗拒地捉弄观众，将隐秘与公开、黑暗与明亮、安全与危险等的冲突与悖谬化为确切的体验来刺痛身体，让观者在这种刺痛中对当下体制中的复杂状况获得一种会心的体悟。《临时炮》置（350x400x500cm) 2007是他放置在贵阳双年展展厅中央的作品，他将各种血红色的灭火器组装成与大型杀伤性武器相似的形状，并暗设了红外线感应器。当观者走进感应区时，定时炸弹进入倒计时的声音无情地响起，刺目的警报灯也同时闪烁，将整个展览笼罩在一种不安、肃杀的危险气息中，面临着随时被爆破、毁灭的可怕局面。以此来传达他对双年展这一隐藏复杂政治动机的策略性文化制度的质疑。

在书写“一个人的圣经”以进行自我救赎的过程中，王俊逐步向他所追求的自我心性的“澄澈”迈进。而且，在力求让自我逐步完满、充足的同时，伴随着视域的扩展和体验的深入，他的体验、思辨的社会性、公共性也相应地得到不断的扩展，形成了日渐丰富的艺术风貌。这一切都深深依赖于长期的敏锐体验和深沉思索，以及坚韧的意志和勤奋的劳作。而其原动力则是——对本真的存在这个前所未有地难以捉摸的目标之深深渴盼。把握今天，预期明天，而昨天依然挥之不去。

注释：

（1）《福柯的眼睛：死亡的显（隐）形与现代性》，约翰·奥尼尔著，选自《视觉文化读本》，罗岗、顾铮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2）、（3）、（8）《不厌其烦的理由——王俊问答》，鲍栋，2007年12月18日。

（4）《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沈语冰著，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页。

（5）西丽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6）《福柯的生死爱欲》，米勒著，高毅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394页。

（7）《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夏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