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提名我写完得比较早，很早就挂到Artbaba网上，大家都知道我的提名名单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线索。如果说金酸莓、金棕榈这个奖有一个理想化的意义，就是提出新一代评论家整体性价值观的倾向，尤其是面对目前比较混乱、混沌的艺术价值和标准。提名时我有一个原则，首先要区别于各大媒体的头条，不能是其它的网站、媒体，或者带有明显利益倾向的提名，这些提名重点都在一些吸引眼球的大事件、大巨头、大项目、大品牌上，所谓的媒体炒作的吸引力效益。实际上，当代艺术真正有成就和创作有推进的事件，都是在一点一滴很小的地方，目前没有人重视的一些年轻艺术家，日常化事件，一些作品里引发的一些更有价值和更有艺术建设的创作情况。
出于这个考虑，我没有强调万众举目的事情，相反应该反思这种跟着新闻效应跑的讨论，更多地提出在座所有人在艺术实践的过程里边亲身参与或者目睹的事件，为其他人提供出自己充分了解的，具有艺术价值，和新的创造力的艺术项目。
第一个提名，陈晓云的《为什么是生活》。当时在个展时，引发的讨论非常少，也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这个片子强调了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痛苦的真实体验，痛苦的强度和真切程度非常淋漓尽致。他用非常敏感的神经体验来体现了当下生活最极端也是最切身的感受，影片用一种非常朴素的影像语言来表现，里面充满了行为、戏剧、表演、装置等因素，像话剧一样，里面的字幕和图像的互相拓展和加强，有人觉得太直接、太暴力，缺少微妙的东西，但他恰好是拿自己的生存经验来说事，去掉了所有艺术史的承接线索和所有语言上和情绪上的因袭，把最真切的感受呈现给你看，更大的尺度把自己的内心经验体现出来。他让观众感同身受，从里边接收到一些类似的某种幅度的共同体验，整个影片的逻辑也在逼问中让你不能回避，四面围堵，又一层一层地剥落，他必须让观众承认这和你是有关系的，你就是这么想的。从创作的题材，表达方式和语言，他都开创了一种不一样的方法，这个非常特别。这对去年的中国录像艺术史的进展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个提名是未知博物馆作为比翼艺术中心的最后一个展览，“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展览是一个艺术家团体，更大地打开了到底什么是艺术和什么是展览的边界。考前班习作、苏派作品、设计海报、当代艺术……，很多代表不同价值观和审美系统的作品陈列在一个展览里，陈列在象征着中国当代艺术精英话语的比翼里，十年来比翼一直坚持着倾向于现代主义逻辑的纯艺术的展览路线，它成为了比翼最后的一个展览非常有象征性的意义。当下这个时代，美术是一个非常大的泛概念，实用美术、装潢设计、考前班美术、为了艺术而艺术，为了政治而艺术……，有不同的价值观系统混杂在当代美术的现场，不是“艺术”，是“当代美术”，在这种不同价值观之间形成一个共振的现场，这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展览现场，在中国当下开创了一种新的展览模式，一个尺度足够大的一个展览和讨论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今年非常有意义的小型展览的创作事件。
这是在湖北的《“每个人的东湖”计划》因为东湖要被填平200亩的湖面做成房地产项目，湖北的艺术家自发地组织起来，有一、二百人每天在东湖旁边做一个作品，这个项目更加具有社会性，强调个人化对社会和政府政策的一种反抗的姿态。他们不对外发布和展览视觉呈现式的作品，不拍记录片，强调只在现场发生的体验和感受的过程，这种情况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2010年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危机之后市场狂潮的退却，很多搞实验的当代艺术家都断了粮。没有画廊经营系统和美术馆赞助系统的资金情况下，很多艺术家都自发地形成不同的团体继续进行艺术创作。艺术家组我组织的风起云涌成为2010年最突出和最显著的变化，所以我在今年的提名里主要都是强调这种类型的艺术创作。在这个情况下，很多艺术家自己是艺术家，又是展览的组织者，同时自己又做作品，还要阐述他们自己的观念。没有其它的辅助系统来协助他们的工作。实际上，这些独立的青年艺术家群体是非常需要媒体的支持，包括策展人、评论家的关注。
“双飞小组”是在杭州的一些80后的年轻艺术家。他们用的图像语言的方式强调他们自己的年轻的男性的身体。在荷尔蒙涌动的状态里，在城市不时地发生有点儿类似行为或者是表演的一系列艺术事件。这同样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它本身用自身存在的创作方式和组织方式反抗了商业集权或者是政治集权体制，是无权的年轻人自发的一个新的创作状态。“双飞”的名字是在恶搞“比翼”，他们整个的创作线索都是有“山寨”、“网络文化”和“恶搞”的精神，他们可以把一切当下的古今中外的文化产品作为“恶搞”的对象，比如在大声展上做的“双飞特许专卖品牌店”，以九个年轻艺术家本人自己的身体来完成灯箱和MTV的所有作品，再次表现了他们这种欢乐的和无所遮蔽的实施作品的状态。他们在组合成“双飞”之前，每个人都是自己独立的艺术家，在完成作品的时候都感觉到受到学院教育系统的压迫，或者是整个艺术系统的承载，同样具有创作的焦虑。但是他们成立了“双飞”之后，整个创作现象就变得快乐起来，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这时他们从“艺术”的监狱里逃出，获得了一个最充分的自由，可能是集体和新的精神气质所给予的，也有可能是在新的生产模式中产生了很多新的可能性。
在2010年，北京的“雄黄社”突然活跃了起来，他们连续策划了几个参与人数众多的展览，他们在奶子房一片废墟的场地里面组织了很多北京艺术家做一个永远陈列的现场。他们也是这种方式，自己是创作者，展览组织者，同时也是发布展览的人。他们的组织结构是只要参加这个展览，他们做的一切就是帮助任何艺术家完成计划，无底限无门槛的合作方式。在不同的小组之间，每一个小组都有自己一整套的价值观系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可能没有办法介绍全面。比如上海的未知博物馆，更多是强调东、西方文化之间一种状态，首先所有人都是大学老师，又是佛教兴趣小组，这两大知识系统决定了他们知识分子型的论题和展览。“双飞”都是从83-86的年轻艺术家，完全是处于荷尔蒙青年的状态，呈现整体一代时尚网络小青年的所思所想。雄黄社的艺术家都是来自西北，尤其结合了非常荒凉的大地环境之后呈现出来底层情绪，草根化的创作状态，都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同时他们关注的根本点也关于国计民生，比较左派的，代表底层人民价值系统，有非常强烈的政治立场，很多作品也是跟政治有关。
“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还有一个集合型的作品，就是在尤伦斯的卢征远的《84天，84件作品》，也有人说卢征远的东西是国外学校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这也恰好符合他的身份，他自己就是隋建国的研究生。他做了半年，每天做一件作品，总共加起来有150多件，这个作品的强度和连续程度也是非常惊人的，同样他在连续化的过程里也同样找到一种颠覆性的和日常生活相连接的方式，有很多作品都是关于艺术家本人的身体和机械功能之间的转化，也形成了一定的语言风格。
提名梁硕的《费特》，他把所有能够拼贴的东西用恰巧的方式拼贴起来，整个现场非常欢乐，而且非常花哨。费特系列就是使用五花八门的，廉价花哨的日常生活用品无序组合、穿插、拼装而成。他用物体之间的适合度的偶然性代替了任何具有美学经验的组合习惯，创造出了一种欢乐、热闹、喜庆的狂欢样式。关键是在现场上他打开了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同时也非常符合中国的现状。

我另外提的一个项目，就是泰康空间的《51平米》的整体项目，他一共是16个年轻艺术家的个展，每个非常短，只有15天，在整个线索里边都强调日常化倾向，并对艺术史和艺术本体语言有一定的要求。我认为它作为一个整体项目，并一直保持一个相对的水准，这种实践是非常有价值的。

Forged art也是在2010年非常活跃，我提名的是他们在“龙泉洗浴“做的一个展览，他们强调抹平作品与日常之间的界限，以及作品与空间相互结合，这在非常破烂的一个草场地的龙泉洗浴的现场就显得非常具有意义，作品都是针对现场来完成，作品在空间里具有一定的功能性，或者把具有功能性的东西转化为作品，这种对特殊的开放性场域的强调有一定的探索意义。现在作品和展览之间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艺术家在考虑一个作品的时候他是考虑整个展览的起承转合，而不只是考虑展品摆在什么位置，甚至这个场域就是作品实施的环境，像“龙泉洗浴”中很多艺术家都是把作品的场地作为作品的因素来处理，这也使这个作品会更加具有特殊性。

我最后还提了艾未未的《葵花籽》，实际上我把他作为2010年的转折点来提名的，他是顶级艺术家顶级作品的一个终结，艾未未在最顶级的平台涡轮大厅中，最顶级的全世界媒体，向全世界发布声音。实际上我所有的提名都是从艺术体制的角度来谈的，他的整体性的艺术实践和话语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物，谁也不能绕过他，在2010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整个当代艺术的生产方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深刻的转向，从定件式的，大资本投入，伟大艺术家的单件作品的加工厂，已经走到了顶点和尽头。艺术真正具有活力的部分转变成了零散的，集合式的，集体的，匿名的，低成本的创意集合体。
2010年整体上是一个当代艺术的转型期间，就是它产生了这么多非常丰富的艺术生产的形式，包括“没顶公司”也是这样，我想可能在以后艺术生产的模式和方法，可能都会发生一个生产型内在的变化，因为原有的生产关系都不太适合接下来的状态。我从2010年发展的角度来提名，整体上的方向感出现和09年有什么截然不同的变化，是2010年新出现的情况，而不是说谁的创作又比09年又好了一点点的问题。

我再谈一下金酸莓的提名：
第一个是年底的时候在尤伦斯，高瑀做的脱口秀，现场视频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其中观众问答部分非常有意思，谢素贞表示听了这个讲座后要脱离艺术行业什么的。为什么提这个脱口秀呢？因为它集中表现了商业成功对80后艺术家的影响，集中反映了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间的矛盾。同样里边也有收藏家说出了相当雷人的对话，比如“代表80后一代的艺术家站在时代前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尖锐的艺术家是不是需要经常画画”之类。这里边包含了很多关系，可以想见收藏家在购买作品时对于艺术家所处位置的了解程度，以及被商业和媒体共谋所左右了的离谱的价值判断，也由此可见年轻艺术家在快速的市场成功之后的个人膨胀的状态，商业价格是否可以等同于学术价值？这段对话中包含了非常多价值观互相冲撞的地方，有商业、学术、权利等各种话语矛盾交织在一起，体现得非常集中、激烈和有代表性。
另外一个是原弓的《摇钱树》，目前这个阶段，现在当代艺术有这样一个倾向，只要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比如拆迁、底层人民、腐败、上访，提到了反抗社会专制，是不是就具有创作上的合法性呢？我们可能面对着大量的这样的具有政治正确性的作品，实际上在语言上非常粗糙，没有经过任何思考的表达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情绪。《摇钱树》就非常典型，他把锄头挂在北大的水池上面，只要符合了现在愤青的民意，就具有了无限的可被阐述和解读的空间，这是我们要警惕的事情，当代艺术的价值观不但要警惕强大的商业化的洗礼，另外还要警惕虚假的政治投机和媒体陷阱式的炒作。比如说原弓以前是一个商人，当然对他以前做什么并不做评价，但从一贯性的角度来思考，他是不是真实的具有这样的底层阶级情感？还是在打政治事件牌？这个事情非常矛盾，是不是艺术也可以像打广告一样，把裸女、拆迁、上访、官二代、不幸的身世几个固定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就符合媒体普遍关注的焦点？就获得这种族群、民众的意愿的支持？在面对作品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警惕这些情况。在这个时候，要从艺术家自身的严肃性、创作理论的合法性、艺术语言的逻辑性和艺术家自身体系的完整性去判断艺术家和作品的完成质量。好的作品不应该是把很多流行的元素拼合在一起，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强大的具有创造力的自我体系顽强的生长，不断地从一个地基完善成为一座大厦的过程。我觉得原弓的作品可能不是最差的，但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我就先说这些。